访谈时间：2023年12月28日
访谈地点：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资料室
这个硕士学位是童老师劝我申请的
赵勇：首先感谢余华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在童老师去世五周年的时候，我记得跟您聊过几句童老师，今天我们就稍微正式地聊一聊。
二十年前我读过您的《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那是一本散文随笔集，我记得您在苏州大学演讲时回答学生提问的说法特别有意思。当时有人问，您是不是上过1988年的作家研究生班，您回答说：“我没有对我没有上大学耿耿于怀，这是首先要声明的，因为我后来还混了一个北师大的硕士文凭，当然那是瞎混的。那时候和不久前来这里的莫言住在一个房间，我们在鲁迅文学院，在那跟北师大联合办的一个创作研究生班上。那些老师们都很厚道，他们知道这些人年纪也偏大，记忆力也不行了，我们的教室白天基本上是空的，到了晚上看电视，下棋，打扑克牌，把那个教室占满了，平时也没有人复习、学习的，都各干各的，到了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是一片背诵声，背卷子，总是在那个考试前一周，老师会把题缩减到二比一。那个时候都还没有人看试题，到考试的前两天，老师们在我们的一再的要求下，我们说一些比较可怜的话，打动他们就把卷子全部端给我们了，然后就这样毕业了，全部拿了硕士学位。我从来不在简历里面提到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丢脸的事情。我印象很深，我毕业以后回到嘉兴工作的时候，嘉兴有个《烟雨楼》杂志，想提拔我当主编，他们写信去北师大调查我在‘六·四’期间有没有犯过错误，过了半年，那封信原封没动地回来了，说查无此人，北师大也不承认我，所以我就不说了。” 当时您以这种口吻谈论您与北师大的关系，是不是对北师大有些失望？
余华：没有，没有任何失望，完全是调侃。因为当时你要提升的话，不是要政审嘛，人生中唯一一次当官的机会就这么没了（笑）。这个事情我也跟童老师说过，童老师说不可能，我们档案里肯定全都有。后来可以在网上查询了，我去学信网，还有另一个网查，就是有两个网是查学位和文凭的，一个查学位、一个查文凭，确实有。但是当时为什么是这么一个答复呢？就是寄到嘉兴市市文联的一个公函说“查无此人”。我认为可能是有关部门的问题，因为那时候童老师已经不做研究生院的副院长了——童老师在我们办班的时候是我们研究生院的副院长，“六·四”后他就不做副院长了——不做副院长以后，我认为别的人不了解情况，因为我们没有住在校园里，而是住在鲁迅文学院。我也不知道当时是谁经手这件事情的，可能经手的那个人嫌麻烦，他为了少麻烦，干脆来个“查无此人”。目前来看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
另外，莫言也和我说过。当时北师大请我们回去，我和莫言说，我不去，我连学籍档案都没有。我说你的肯定也没有，你也是黑户口。他说他们说他有，我说他们骗你的。结果他不是在会上瞎说吗——莫言喜欢胡说八道，我也喜欢胡说八道——他说他的硕士论文是童老师写的，是吗？
赵勇：对。
余华：后来童老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专门跟他说，说我的学生赵勇把这个写到文章里去了。童老师说，我跟赵勇说，这是莫言说得不对，因为童老师不会说莫言瞎说这样的话，然后就说，连我的学生赵勇，我跟他说他都不相信，他说你（指莫言）以后不要再乱说话了——是这原话。完了以后他又专门说了一句，说，你再给余华打一个电话，不要在外面说是北师大野鸡班毕业的。
所以说我们是正式的、全国第一个由教育部备案的、文学创作方向的研究生班。你刚才一提我就想起来，当时莫言跟我说，说童老师跟他说完以后还专门让他关照我。从此以后我没在外面说过我是野鸡班毕业的，要不对不起童老师。
赵勇：童老师后来出了一本书，叫做《维纳斯的腰带：创作美学》，那本书请你们好几位作家们写的序，您在序言里边对研究生班也有类似的描述，说你们这些学生如何散漫，“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每当童老师来上创作美学时，大教室里立刻坐满了学生，几乎无一缺课。” 当时您对童老师讲课的吸引力概括为两点：一是教学风度，二是学术风格。因为您没上过大学，当时是不是感觉童老师讲课的风格很新鲜？留在您记忆中的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细节？
余华：童老师我们是知道的，他的语调是很平稳的，没有任何煽动性。但是他讲的内容是很吸引人的。其实我们也挑，我记得当时北师大还有一个老师教古代文学，来给我们上《史记》，讲得也好，他的课来听的人基本上也是把教室坐满的。
赵勇：莫言也说过，那门课对他启发很大。讲课的老师叫韩兆琦。
余华：那门课讲得好。北师大的老师来给我们上课——我们本来都不是好学生，你还想把他留在座椅上吗？所以刚开始的时候都还挺认真，后来越来越散漫了。我记得当时除了童老师以外，还有那个讲《史记》的韩老师，他也说得很好，他上课的时候，下面坐的人也挺多。童老师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班主任，还有这个原因。班主任来上课了，要是都没人，那就太过分了，对吧。但主要还是童老师讲课讲得好，童老师讲课你感觉能听进去。有一些老师喜欢瞎扯的。
赵勇：是这样。我想您在这儿说童老师讲课讲得好，也不需要有什么恭维。
余华：对，不需要。
赵勇：因为我也听到一个说法，比如说《山西文学》的主编鲁顺民，我不知道您认识不认识。
余华：鲁顺民，应该认识。
赵勇：因为他也听过童老师讲课，他是另一种评论，他觉得童老师讲课好像比较古板。我不知道您有这种感觉吗？
余华：我们倒反而没这种感觉，因为可能是学生不一样。你像我们这帮学生，平时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生活中，都过于活跃了，所以我们反而不喜欢那些来上课的时候东扯扯西扯扯的教授，我们喜欢你正儿八经的给我们讲，因为下课铃一响，我们一整天都在胡扯。讲《史记》的韩老师也是这样，一上来就是《史记》，下课还是《史记》。有些老师是前面给你扯一些跟课不着边际的话，还有些老师喜欢扯自己最近又跟谁见面了，就是那些名教授之类的。我们当年想，你见过的那些人，我们都是不想见的。但童老师从来不说这种废话。而且童老师上课有一个优点，他很谦虚；他用一种很谦虚的方式给学生上课，不是那种我是大教授、我要对你们怎么怎么诸如此类的。还有一点，说实话，因为童老师的那个课教的刚好是我们这帮学生——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怎么样，反正是我跟莫言——缺的那一块儿。我们当时是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而童老师主要是从苏联拿过来的文艺学，包括心理美学、创作心理学，对我们来说是欠缺的那一块儿。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原因，我们不喜欢上课特别活跃的老师，净瞎扯，四十分钟时间里有三十分钟是在扯别的。但童老师从来不说这样的话。
哎呀，我发现你怎么长得越来越像童老师了？
赵勇：哈哈，不可能吧。
余华：（朝听众）你们是不是也觉得他越来越像童老师了，像不像？你看点头了没有？是，你是长得越来越像童老师了。
赵勇：谈到你们在鲁院上学的时候，您曾经说过：童老师上完课，他要跟我们在一块，有时候在食堂里面吃饭，吃完饭以后，会到我们宿舍里边坐一坐（余华：对），经常去我们宿舍，我和莫言当时是同一个宿舍，他经常到我们房间里边坐（余华：对）。然后说，现在回忆起来，童老师有一种学者和作家的天真感。然后您又透露一个细节：我们快毕业的时候，童老师到我们房间里边问我们硕士论文准备写什么，您说您还没想好，反正毕业以后还有两年有效期，莫言就开始胡说，说他准备研究丁玲，童老师问他为什么要研究丁玲？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毛泽东不喜欢丁玲吗？因为毛泽东想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丁玲不同意，结果童老师真的相信了。关于这个事情我曾经问过莫言，我说余华可是这么说你了，有这么回事吗？他否认了，他说这是作家之间的段子。 因为您说的这些话是已经在网上变成文字呈现出来的，所以我就想问，第一，有没有这回事？第二，童老师是比较严肃的，但是你们跟他开玩笑好像没有什么顾忌，是不是？
余华：段子，是段子。当时是这样的，莫言首先说要研究丁玲，这是他脑子里面突然冒出来的，但后面的加入作家协会，毛主席要加入、丁玲不同意，那是我编的，是我按照莫言的口吻编的。后来他又跟童老师说，当时不是刚好海湾战争爆发了嘛，他说他准备写楚霸王和萨达姆的比较，但我后来问莫言了，他的硕士论文还是正儿八经的，不是楚霸王和萨达姆。他是几天一变。
童老师很关心我们，会一个一个宿舍地看望，当然也是有重点的，因为不可能所有宿舍都去，而且女生宿舍他是不会去的。我们宿舍他是来得最多的，所以经常会来问一下，论文想好了没有？后来我跟童老师说，我就想把《虚伪的作品》改成论文，因为那个东西童老师在课堂上表扬过，说虽然不同意我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因为童老师是唯物主义——但他认为文章还是写得好的。我说我想把它扩展，童老师很支持，然后又问莫言，莫言来了一个楚霸王和萨达姆，这个不是我编的，他确实把那个写成文章了。我一直以为莫言的硕士论文做的是楚霸王和萨达姆，后来莫言告诉我不是，是正儿八经地写文学。
赵勇：因为我在今年四月份也访谈过莫言老师，他提供了一个细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否认了您的段子之后，说他有一段时间是想研究毛主席诗词，然后他就把这个意思跟童老师说了，童老师考虑了考虑——还真是为他论文选题考虑了一番，后来又否了这个选题。童老师说，你研究毛主席诗词，你懂诗词格律吗？你要是仅仅在一些表层的方面去谈一下它的内容怎么样，写不够一篇硕士论文，但是你要真的想深入进去，就需要懂诗词格律。后来莫言想了想自己也不懂，就算了。
余华：可能是他跟童老师谈硕士论文的时候，我没在，我记忆里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他倒是背了好多毛主席的诗词，而且还是能倒背如流的那种背。他可能是有这样一个论文题目。
赵勇：我知道您，还有莫言、毕淑敏的硕士论文，都是童老师指导的。你们当时是一个什么形式，自己选导师，还是导师来选学生？或者是统一分配导师？
余华：我们当时整个作家班的导师就两个人，一个是童老师，一个是何（镇邦）老师，不像现在有学术导师和创作导师。但是我们还有作家老师，我的作家老师是林斤澜。我本来想找陈建功，我给陈建功打电话，我说反正你也不会管我，但那个时候他们认为陈建功太年轻了，不行。我们当时找老师主要有两拨，一拨是想找王蒙、唐达成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王蒙是文化部长，唐达成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还有一拨是找不管我们的，我是找老林，他也不会来管我。最逗的是谁？最逗的是洪峰跟肖亦农两个人，他们两个人觉得老李准——就是写《李双双》的老李准——有点稀里糊涂的，说是每年逢年过节去给他送两瓶酒，他不就给过了吗？于是他们选的李准。结果李准极其负责任，把他们两个管得苦不堪言。我后来跟他们说，你一定要找你熟的，像林斤澜跟我特别熟悉，所以老林根本不会管我。
赵勇：这倒挺有意思。其实我们已经谈到硕士论文选题了，童老师跟莫言商量过他的硕士论文选题，刚才您也说了，是不是跟您也商量过？
余华：跟我商量了，我就跟他说我能不能把《虚伪的作品》扩展一下，我还有更多的想法可以加进去。那个是1989年写的，选题定的时候已经是1990年了，我说一年以后我有了新的想法，干脆把它扩充一下。
赵勇：但是您的论文题目是《文学是怎样告诉现实的》？
余华：对，我就把它改一下，因为不能再用《虚伪的作品》了。
赵勇：您的文章我也看过，童老师，还有当时参加您答辩的程正民老师都认为您的理论水平比较高。我想问您的是，您当时对硕士论文是怎样一种理解？是不是因为这是硕士论文才要有意加强了它的理论深度？
余华：当时有一段时间是不想拿硕士学位了，是童老师给我打电话，因为当时好像有个两年有效期。现在还有有效期吗？
赵勇：现在也是吧，但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余华：我记得当年是两年。快要到了的时候，大概已经一年多过去，童老师给我打个电话，问你为什么还不来申请硕士学位？我说我已经有研究生毕业证书了。他和我说，你不懂，你那个没用。他说，好比你大学毕业以后还得有一个本科的学位，重要的是这一个。他对我们很关心的。莫言也拖拖拉拉的，后来很晚才去。所以我差不多是最后一批去答辩的。那个时候我就跟童老师说，能不能继续原来的选题，把原来的《虚伪的作品》扩展一下？他说好的。应该是考虑到这是硕士论文以后，我增加了一下理论修养，看了几篇理论文章。因为童老师那里随时可以打电话的，可以再跟他再商量一下。
赵勇：您的论文，还有莫言、毕淑敏的论文，原件我都看过。为什么能看到？因为现在只有程正民老师手头还保留着你们的论文，所以我看到了原件。
余华：那是手写的吗？
赵勇：封面上的文字是手写的。我看到您的这篇论文里既有摘要也有关键词。您罗列的关键词是“真实、精神、叙述语言、时间和形式，现代与传统”这么几个。但是我发现莫言的论文就只有内容提要，没有关键词，所以我就想问，当时对你们的论文有格式上的要求吗？比如说是不是必须有引文，必须做注释，必须有摘要关键词什么的。
余华：我想起来了，是蒋原伦教我的，他那个时候还在《文艺报》。而且内容摘要还要翻成英文，是他帮我找了当时《文学评论》的一个编辑，英文非常好，后来好像是去了美国还是去哪儿了，帮我翻译的。然后蒋原伦教我有这么一个格式。
赵勇：哦，是蒋原伦教您的？
余华：对，因为我毕业以后，文学评论界里和我往来非常密切的，一个是潘凯雄，一个是蒋原伦。
赵勇：还有贺绍俊，他们基本上是锵锵三人行。
余华：贺绍俊我交往还没那么多，他们两个人我交往得最多。所以是蒋原伦和我说的，格式应该是这样。这个童老师肯定不会管，童老师不会管那么细，他只要大致上的。
赵勇：因为我们现在搞得很细的时候，还要给你发一个什么手册，当时你们有没有这个要求？
余华：当时没有这个要求，我们不知道规范性。
赵勇：您在论文的一开篇就说道，您在1989年写了一篇《虚伪的作品》，“这是一篇具有宣言倾向的写作理论，与我前几年的写作行为紧密相关”。我读过您的这篇文章，我觉得这其实是在为您的先锋写作张目。童老师的看法比较传统，刚才您也说了，他认为您是唯心主义的，他能认同您比较先锋的写作吗？
余华：认同。
赵勇：因为我觉得他比较传统，他的小说观念或者说他阅读小说的这种观念还是倾向于比较传统的现实主义。
余华：但童老师能够接受他坚持的观念以外的其他观念。包括他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专门讲到，当时王一川刚好从英国回来了，写了一篇文章，童老师也不同意他的观点。虽然童老师不同意王一川那篇文章的观点，但是童老师尊重他的观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师，他不是说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你就必须得改，他不是这样的。
赵勇：那您觉得他那个时候读您的作品读得多吗？比如说，我记得他上课时喜欢举一些作家的例子来分析，他分析过您的作品没有？‘
余华：没有。
赵勇：没有分析过，是不是就意味着没有读过？
余华：可能他觉得我的那些先锋文学的作品读得费劲。我没有去问过他。后来的作品他都读了，《活着》之后的他都读了。
童老师早就希望我来北师大任教
赵勇：在我收集的照片当中，有一张是您和您的夫人的，我当时转给过您，经您确认是2009年。还有，因为童老师去世之后，他把书赠送给我们资料室了——您看这几柜全是他的书——所以我就看到了当时您送给他的书，我还带了两本，您签名的时间是2009年9月3号。您在《小记童庆炳老师》这篇小文中也曾经提到过另两次去他家看望。您还说过，童老师去世一周前，您准备托张清华与我联系，去看望一下童老师，但后来就传来了童老师突然去世的消息。
余华：对。
赵勇：您好像是1993年左右来到北京的？
余华：对，1993年。
赵勇：来北京之后您去看望童老师的次数多吗？
余华：不多。
赵勇：如果要看望的话一般都会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因为您在《小记童庆炳老师》里非常委婉地提了几句——可能有些敏感，不太好展开。
余华：对，因为有些话题涉及到他的另外一个学生。童老师后来退休了没有？应该没有退休？
赵勇：他一直没退。
余华：但他后来基本上退居二线了，是吧？
赵勇：也不叫退居二线，他是资深教授，所以一直在岗在职。
余华：他还上课吗？
赵勇：还给博士生上课，后来是因为做了手术，才不上了。
余华：我记得那时去的时候，童老师就开始讲过去的事情了，那个时候他也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喜欢讲他过去的一些事情，讲他过去的一些学生，这样的话讲他另外的那个学生就比较多，因为另外的那个学生命运最为跌宕起伏，所以他肯定关心得多一点，像你们相对来说都比较顺。所以每次去他都会提到那个学生。
赵勇：说到您的那篇短文《小记童庆炳老师》，当时的情形我是知道的。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北师大成立了国际写作中心，并开了一个成立大会，当时邀请了好多人来开会，《南方文坛》的主编张燕玲也来了。她当时看到童老师上去致辞，就有了想法。她把我拉到一边，说，咱们能不能在《南方文坛》上做一个选题，就以“童庆炳的意义”这样一个名称出现，约几个人写文章。比如说约作家，她特别提到作家这条线，她说莫言肯定是忙得不可开交，找他估计困难，那就找余华吧。然后说老一辈的人找王蒙，另两篇由童老师的弟子来写。后来王蒙比较忙，联系不上，然后联系上您了，您就写了这样一篇短文。这篇文章虽然非常短，但是话里有话，意味深长，我很喜欢。可当时为什么只是写成“小记”呢？从我这个角度来说，我想看到更长一点的文字，我会觉得您一写出来整个就不一样。当时是时间的原因还是别的原因？
余华：不是因为时间，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有些话暂时还不能写。我去过童老师的两个家，一个是原来的两居室还是三居室，另一个是后来搬到的小红楼。搬到小红楼以后，他的说话风格跟他住在原先地方时的风格有些不一样了。
赵勇：哦，能感觉到不一样？
余华：对，我感觉是明显不一样的。住在原先楼里的时候，童老师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但师母是很活跃的，话很多，因此到他们家以后，根本轮不到童老师说话的。后来搬到小红楼以后，就他自己，孤单一个人在那里，他的话就多了，但是有好多话是不能写的，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随着“把柄”在你手上越多，你写起来就越好写。所以说最好的传记由谁来写？你的一个诚实的敌人。绝对不能是你的朋友，因为你的朋友会下不了手。必须是你的敌人，但这个敌人应该是诚实的，因为他会这样来写。
赵勇：您在这篇短文中说：“1993年辞去浙江的工作定居北京以后，当时程正民老师是北师大中文系主任，童老师和程老师做了学校方面的工作，想把我调入北师大中文系教书，后来是我自知教书不行，主动知难而退，辜负了童老师和程老师的美意。” 如今您已在北师大任教了。从“知难而退”到接受北师大的邀请，您是怎样完成这一心理转变的？您如何看待作家到高校任教这一趋势？
余华：当时也是因为蒋原伦。蒋原伦离开《文艺报》到北师大了。然后蒋原伦就跟童老师说……
赵勇：我先插一句，您跟蒋原伦很熟悉是吧？
余华：我们很熟。
赵勇：很早就认识？
余华：在鲁迅文学院的时候认识的。我们关系非常好，我第一次来北师大演讲，就是蒋原伦请我过来的。
赵勇：因为他是童老师的学生，当时号称十三太保，他是其中之一，而且他是十三太保的老大。他读博士是后来的事情。
余华：他读博了吗？
赵勇：读了，但是他读博比较晚。
余华：那他属于在职读的吧？
赵勇：应该是在职。我读博就比较晚，我进来之后还赶上去听他答辩了。所以您想应该挺晚的。
余华：对，那他肯定是已经在《文艺报》工作的时候读的童老师的博士。然后他跟童老师说，余华没有工作，因为那个时候还是90年代……
赵勇：您是说，来到北京之后您……是北漂的状态吗？
余华：倒也没漂，但无业。我太太有个8平米的房子，在当年已经很好了。但我户口迁过来了，为什么呢？我太太是部队的，她已经升为营职。正营以后，我就是随军家属了。
赵勇：您是作为家属被带过来的？
余华：所以我为什么在家里地位不高？因为“寄人篱下”多少年了（笑）。
我是这样过来的。那个时候蒋原伦找了童老师又找了程老师，他们两个人都很愿意，很想把我调到北师大来，也找我谈了，我跟童老师、程老师都见过，我不知道程老师是不是还有印象。后来，我去北大做了一次演讲，北大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是温儒敏，副主任是卢永璘。当时我去北大做了一场演讲以后，他们那里就有了想法，想让我去北大。我对学校那一套是不了解的，而且当时我还没有职称，什么职称都没有，因为我以前没有评过。你想我从文化馆出来马上就上学，然后毕业以后没有工作，所以没有职称。当时我演讲是卢永璘主持的，他还关照说，余华老师以后会经常在我们北大上课，下面的学生就哗哗哗地鼓掌，那个时候我已经比较受欢迎了（笑）。然后北大那边发现解决不了我没有职称这个问题。当时对我来说北大和北师大没有什么区别，学校都一样，后来才知道北大是不能去的，因为那个地方排外，所以北师大好！当时我们不了解，因为都是朋友，我心想北大也挺好，北大名气比北师大名气大，然后就是一个职称问题。我去了以后，北大那边很苦恼，只能给你一个讲师，我说讲师也可以，但我心里想，不能去做讲师。
赵勇：您想一去就做教授。
余华：那是肯定的，当然要做教授了。然后我心想，到北师大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我又问了蒋原伦，他告诉我，北师大是一样的，你还得走这个程序。我说那我从讲师走到教授，得走多少年？他说你得先读个博士，我心想我还要读博，就不干了。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只是对外不说罢了。
后来我为什么有职称了呢？我回浙江以后，浙江作家协会帮我解决了正高。当时浙江作家协会把我报到了中国作协——当时评一级作家是由中国作家协会评的。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了一个高评委，评委会主任是邓友梅，邓友梅后来还跟我说，没有我给你做工作，你还过不去呢。他说，你连一个初级职称都没有，我们就给你“腾”一下子冲到了高级职称。但他后来跟我说，之前的话不过是开个玩笑，你是全票通过的。中国作协的作家们、评论家们是看文学成绩的。但我要走高校系统肯定不行，所以拿了没有用。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工作了，就搁到档案里面去，档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我1993年辞职以后就把档案搁在北京的一个人才交流中心，放了12年。
杭州那边要让我回杭州文联，等我再回杭州的时候，他们也为这个事情发愁了，说你的职称怎么解决。他们认为我肯定没有任何职称，因为别人不知道我已经有了职称，当时杭州文联的主席还跑了相关部门去问，问能不能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她想我肯定是没有职称的，毕竟我是个无业游民。她哪里知道我无业的时候也已经有那个职称了。然后她跑了好多部门，根本不可能解决职称，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管理得越来越严了。后来我把档案给她。当时也比较简单，档案还可以自己送，我去了人才交流中心把档案取出来，当时我交了20年的钱，我心想就一直放那儿算了，我问多交的钱能不能退，对方说不能退，也就作罢。当时便宜，大概只有10多块钱一年。
赵勇：还要交费？
余华：交，档案里给你涨工龄。我把档案拿回杭州，我们文联主席是很好的一个人，她是从杭州大学的中文系出来的，以前是中文系的教授，她也没告诉我他在为我跑职称的事情。她跑到省里，省里的人说他们省里人事厅也做不了主，要到北京办，她还在想预备方案。我把档案拿给她以后，她拆开来，一看到职称评定的那张纸，心花怒放，她说你已经是一级作家了，我说你为什么不问我，你问我的话我就可以告诉你了，你也不用跑了。而且我到杭州市文联以后我的职称是最高的，因为我的“一级作家”评得早，九十年代就已经评了，所以我的薪水差不多是我们是杭州市文联最高的，因为我的工龄长。职称评定的材料放在档案里面每年可以涨工资，虽然拿不到这个钱，但是到了单位以后，每个月工资就高了。
所以人才交流中心是个好地方，你知道吗？实在没地方去就把档案往人才交流中心放。我到北师大的时候，已经不存在职称问题的了，已经是老教授了。
赵勇：这是作协里的哪个系统？
余华：作家系统，就叫一级作家。
赵勇：一级作家就相当于教授？
余华：对，正教授。
赵勇：一级作家下边怎么排？二级作家？
余华：对，二级作家。
赵勇：还有三级、四级吗？
余华：三级有没有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级作家，但是有二级作家。
赵勇：二级作家相当于副教授？有没有相当于讲师的作家职称？
余华：好像三级、四级都有。
赵勇：您直接就冲到一级了，是吧？
余华：我直接冲到一级了，邓友梅跟我说他们评委都是看作品，因为评委都是作家、评论家，他们看作品好就能轻松过关。
赵勇：您来北师大是2020年还是2019年？
余华：2019年3月。
赵勇：因为我去文学院办公室的时候，似乎见到有人在给您办手续。
余华：小贺对吧？贺嘉钰在帮我办。
赵勇：所以当时您来北师大已经是在一个功成名就的位置上，那北师大肯定是一种热烈欢迎的姿态了。
余华：对，很欢迎。实际上不是从2019年，是从2015年就说要调我过来的，我本应该是跟苏童、欧阳江河他们同一批过来。但是为什么我没过来，这是因为我们杭州市文联不放人。
赵勇：您的关系还在杭州市文联吗？
余华：我不是2005年把我的工作关系就又放回杭州市文联了吗，相当于在我十二年没有工作以后，又有工作了，就在杭州市文联。
赵勇：是拿杭州市文联的薪水？
余华：对，是这样的，拿着杭州的医保。
赵勇：等于说是您2015年的时候，因为这个原因没来北师大？
余华：对，他们一直不愿意放我走。
赵勇：他们也存在不愿意放人的情况？
余华：对，当然不愿意放。
赵勇：那您现在整个关系都来到北京了吗？
余华：一直到2019年，我告诉他们，我想去学校，我已经59岁了，如果你们再不放我走的话，我就去不了学校了。那个时候主要是苏童跟我说的，我觉得有点道理，苏童说“专业作家”多难听，让人听起来有一种不劳而获的感觉，“教授”多好，虽然你不怎么工作，但是人家觉得你好像每天在上课，哈哈，我想有道理，尤其出国的时候，你介绍自己是“专业作家”，有点不伦不类，西方没有“专业作家”这个职业。
赵勇：你们还很在意这样一个说法？
余华：还是有点在意。
赵勇：因为在我们看来，“专业作家”还是很好的。
余华：是挺好的，但问题是，你到国外以后要给他们解释半天。国外的人他们不懂，全世界可能只有中国、朝鲜，还有几个国家有“专业作家”。
赵勇：前苏联肯定是有。
余华：对，前苏联肯定有的，但这个时候苏联已经没有了。所以你要跟他们解释，说不清楚，他们认为居然还有国家给发工资的作家，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然后他们还会问你，你的稿费是不是要交给你的单位。你得解释半天，你说“教授”就不需要解释。很麻烦，每次采访的时候问你是什么工作，你都得含糊其辞，说是“自由作家”，才把他们给骗过去了，你知道吗？所以最后一年杭州市文联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整整拖了我四年以后，最后还是把我放走。
赵勇：要是不放您的话，你们也存在一个退休问题吗？是不是也是六十就退？
余华：但是我们杭州的领导跟我说可以不退休，我说如果在你这个单位我肯定要退休。
来源：北师大赵勇微信公众号
2025年3月10日 10：21 广东
原载《南方文坛》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