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澳大微新闻”微信公众号
2023年04月10日
荣誉教授
2023年3月28日，澳门城市大学42周年校庆。当日，澳城大举行荣誉教授颁授典礼，授予余华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以表彰其对文学及高等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授予韩方明教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表彰其对国家外交和公共外交事业的贡献，以及对相关专业领域的高等教育贡献、特别是对澳城大发展的卓越贡献。
讲座开始
隆重的颁授典礼结束后，由余华主讲的《文学中的现实》主题讲座即将开始。
本次讲座由澳门城市大学刘骏校长致欢迎词。
刘骏校长首先请列位闭上双眼，便开始绘声绘色地朗诵《活著》中的经典选段：
我从睡梦里挣脱而出，吆喝声在现实里清晰地传来，我起身后，看到近旁田里一个老人正在开导一头老牛。
犁田的老牛或许已经深感疲惫，他低头伫立在那里，后面赤 裸着脊背扶犁的老人，对老牛的消极态度似乎不满，我听到他嗓音响亮地对牛说道：
“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头牛不耕田？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走呀，走呀。”
疲倦的老牛听到老人的吆喝后，仿佛知错般地抬起了头，拉著犁往前走去。
我看到老人的脊背和牛背一样黝黑，两个进入垂暮的生命将那块古板的田地耕得哗哗翻动，犹如水面上掀起的波浪。随后，我听到老人粗哑却令人感动的嗓音，他唱起了旧日的歌谣，先是咿呀拉呀唱出长长的印子，接著出现两句歌词——
“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
而在这场朗诵的最后，刘校长将故事原文中的山歌唱了出来。刘校长的曲调悠扬跌宕，触人心弦。
总有人认为，文学是缥缈的空中楼阁，是描写现实中不存在的科幻梦境，文学与现实之间似乎总是距离很远很远。而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究竟是怎样的呢？可以说，刘骏校长以朗诵歌咏的方式让观众感受文学，别有见地地体现了文学对现实的启明。
在列举了几位中外著名作家对余华的高度评价后，刘校长邀请余华上台。
余华此时已换回常服，他款款走向台中的讲座，坐在花前。这位已过花甲的老作家，髮色黑灰，头髮整齐地梳成中分——像他年轻时一样。他穿著一件黑色夹克，夹克上的灰色花纹像是岁月扬起的风尘。他天庭圆满的脸上没什麽皱纹，只有两颊的肉有点耷拉。
他看著我们，显得有些侷促。我们等待片刻，他终于笑了笑：
“没想到刘骏校长还有这一手哦！我还以为他在中央电视台待过十年呢。”
大家都笑了，他接著说：“现在都业余的比专业的强！”余华老师喜欢用喉咙发出呼噜呼噜的笑声，像一隻机灵的小狗。
一个关于专业与业余的小玩笑立时拉近了我们和他之间的距离，好像我们也进入了书中，成了那个收集民歌的年轻人，和名为余华的长者促膝长谈于树下。
“把悲伤留给虚构，把欢乐留给现实”
“我要先郑重声明一下，网上老有人说我是‘把悲伤留给读者，把欢乐留给自己’的人哦。我从来没做出过更正，这次要澄清一下。”
他说这样的印象来自于早年他接受过的几次採访，彼时记者问他为何走上作家道路，他那时候回答了自己人生中的两端经历：
“作家总是会被问为什么走上文学道路，我最早的回答是我之前做牙医，每天拔牙八小时，一拔了拔了五年。那时候看文化馆工作的人整天在大街上游玩，那是八十年代哦，现在不可能了。
“所以我就向往文化馆的工作，因为如果你能发表作品，就能调到文化馆工作。我第一次去文化馆上班的时候，想试探一下，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我去了以后发现自己是第一个到的！
“另一个事件是我去北京改稿。那时候《北京文学》的编辑联系我，说我的小说结尾有些阴暗，能不能改一个光明一点的结尾。当时我说：‘只要你能给我发表，我从头到尾给你光明。’
“这些生活中的趣事（的採访片段）被大家剪出来后，又因为我的小说确实比较悲伤哦，不过我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很快乐，尤其是来了澳门城市大学更快乐！
“但其实我在写像《活着》啊《兄弟》啊这些小说的时候，我留下的眼泪可比你们多多咯。那时候我桌子上的纸巾啊一大把，写小说时留下的鼻涕眼泪比我不写小说一年还要多。所以我现在要说，我不是‘把悲伤留给读者，把欢乐留给读者’我是‘把悲伤留给虚构，把欢乐留给现实’。”
接下来，余华老师继续讲述悲伤在人生中的意义：
“其实悲伤也是我们人生中很重要的内容。我一直在想，人们都喜欢欢乐喜欢微笑，可是大家来来往往，很多人在微笑，你不会关注的，但是假如一个人在大街上一边流泪一边走道，你一定会关注他。
“每个人都会经历悲伤。欢乐是这样的，欢乐会让一个人的欲望不断扩大，比如你遇到一个高兴的事情，你会希望一个更高兴的事情出现，然后人的欲望就会不断地扩大。但是悲伤是怎样的，我们希望它立刻结束、立刻消失，而它一旦消失了，我们获得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人生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悲伤会让我们铭心刻骨，它让我们不能忘记：我曾经什么地方做错过什么、我曾经失去过什麽……这对我们的人生道路、即使老了以后回忆往事的时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悲伤，我们要正确地理解它，他对我们的人生中更多起到的是一种积极的作用，而不是消极的作用。
“当然，悲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越少越好啊！”
“文学中的现实”
在吐槽了一下自己的记事本记的笔记太乱自己都差点看不懂之后，余华开始进入正题。
——“变质中的文学现实”
“‘文学中的现实’肯定是来自于现实的，但是它的来源是不一样的，有些现实是‘变质’以后，才成为了文学。我一次去江苏兴化，有一个朋友——南京大学的丁帆教授，他跟我讲当时林彪坐三叉戟飞机出逃，结果飞机在蒙古坠机。（这消息）一级一级往下传，传到生产大队、公社。当时一个公社的大队书记，非常生气：‘林彪太坏了，偷了毛主席三只鸡，逃到苏联去！’他把‘三叉戟’变成‘三只鸡’了！林彪坐著三叉戟往苏联方向飞，是现实，不是文学；但是变成‘三只鸡’时，你写到文学作品中，你会觉得它就是文学。
“另有一个是很多年前我在一版报纸的夹缝里看到——现在已经没人看报纸了。我看到（新闻）写在一个内蒙的国家公路上，还不是高速公路，那个时候高速公路还没有那麽多，也就是八十年代，但是（那时候）我们的卡车多起来了。（新闻里写）有两辆卡车，可能因为司机长途驾驶有点疲倦了，（卡车）迎面相撞，当然两位司机都不幸失去了生命。这个（新闻报道）其实也不是文学，但是它后面的一段话，变成了‘文学’：两辆卡车因为相撞，发出巨大的响声，把公路旁树上的鸟全震落在地，公路上一片的鸟，或者已经死去，或者半死不活地昏迷——这（段描述）就是文学了。
“所以文学是跟在现实的后面的。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读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裡面有句话特别好：‘你要是不想被狗咬着的话，你永远跑在狗的屁 股后面。’我寻思文学最聪明的一点是它永远跑在狗的屁 股后面。”
——“生活的强大”
“另一种，当生活非常强大后也能变成文学中的现实。因为我小时候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他的父亲被打倒后经历肉体、精神的折磨后投井自 杀了——在海盐那一块井口都特别小，要是头往下栽下去根本爬不出来，肯定就死了。第二天我这个同学就背著书包，哭著来上学。我们在操场上打乒乓球，我们的桌子好像就比这个稍微长一点，中间用砖变作球网，球拍也是硬板，没有软胶的——但是乒乓球确实是乒乓球嗷！
“当时没什么别的运动，女孩子在一边跳绳，男孩子就排著长队打球。每个人只能打一个球，赢了继续打，输了换给后面的。我们当时在打球，他就在旁边哭，我们不断地召唤他过来打球。他便过来，开始排队。
“轮到他的时候他还在哭，他打第一个球的时候他还在哭。毕竟他的父亲刚刚自 杀了，这对一个孩子的心灵——那么幼小的心灵——不会一下子就缓过来的，结果他那一球居然赢了。当他打第二个球的时候，他就不哭了——他又赢了，手感好，第三个球他又赢了，（他）笑了。
“当我回忆往事时候，觉得生活真是无比的强大：它可以从悲伤中剪辑出欢乐来。当他笑的那一刻——让如今的我在回忆往事的时候由衷地感叹生活的强大。
——“民间的活力”
“还有一点是我们中国，当然也包括我们澳门，我们的民间是充满了活力的。为什么邓小平一倡导改革开放，我们一下子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了。这就是靠我们民间的活力。
“我再举一个例子，它也是进入文学了的。文革的时候，我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黑色的或藏青色的，男的都是中山装——我指的是在城镇里面哦，因为农民穿粗布衣服稍微差一点。女的也一样的，不过是翻领大一点；裤子也差不多。直到有一次，我们看新闻纪录片——所有的重要的新闻当然首先在报纸上出现，但是作为新闻纪录片，往往一步一步发行到我们县里面都已经是半年以后。
“为什么我说这个东西也能进入文学，如果是大家穿着五颜六色的、长裙短裙、带褶子的这样的……我们那时候布料很少，花布也就那麽几种，所以基本上你看好像满街裙子，但是还是差不多——但是不管怎样她们（在看完纪录片后）是穿上裙子了。所以也正是因为大家普遍穿上裙子，同时裙子花色又不多——两三种，我觉得进入文学更有意思。”
——“现实进入文学写作”
“接下来我们谈现实如何进入文学写作，有一种现实是你可以直接拿过来（写作）的。”
“就是单说进入叙述的那种现实——我们一次讲一个题目嘛，要不全讲完下次来就没东西可说了！像鲁迅先生的《风波》，《风波》当中刻画最成功的人物是赵七爷。因为《风波》写的是张勋复辟的那一段时间，革命军来了就要剪辫子，皇帝重坐龙庭了——剪掉辫子又要砍头。最聪明的人是赵七爷，他是村子裡最有文化的人，一听说革命军来了，就把辫子盘到了头上。村子里的人一看到他把辫子盘起来了，就知道革命军来了——像个信号一样；等听说皇帝坐龙庭了他又把辫子放下来。鲁迅先生这个社会细节把握地非常好，能把那个时代的动荡不安充分写出来。
“《风波》作为一篇反映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品，尤其是赵七爷的举动，明哲保身嘛，是吧——你可不要冒风险，万一真的把辫子剪掉了，皇帝回来了要砍头了。所以他留著、留一手，真的是体现了动荡的年代裡面，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命运被掌握在时代和命运手上的时候，该如何保护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但赵七爷的方式却象征著大部分人的方式。
“所以鲁迅把这个现实一拿进小说就够了，他不需要推进了。”
——“现实推进后成为小说”
“还有一种，把现实拿过来觉得不够，就向前推进。我再举一个例子，澳大利亚有个作家，比我小两岁——理查德·弗兰纳根，他写了一部小说叫《河流引路人之死》。其实就是在澳洲的峡谷水裡面，一个漂流的向导之死的故事。这部小说读起来有些困难，因为他把故事打碎了，完全是靠细节：他在结尾写到他（小说叙述者）的父亲是如何把他的母亲从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城市骗到澳大利亚最南的塔斯马尼亚小岛。那片小岛非常荒凉、又在澳洲最南端，当描写这座岛屿时，小说中的母亲感到非常绝望。而弗兰纳根对此的描写非常精彩，他往前‘推’了一下：他们登岛以后，母亲听到的第一段对话是一个喝醉的男人在跟一根电线杆吵架，男人的妻子在劝男人，可男人却叫妻子滚开‘这是私人谈话！’可见是来到了一个多么令人不安的地方。这就是作为作家对现实的推进。
“现实进入文学有时也是一种精神状态的体现。我举个例子，是去年去世的西班牙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他有一本书《如此苍白的心》。它的开头就让我很震惊：就写一个很好的家庭，父亲在宴请朋友们，此时女儿和女婿度完蜜月回家了。女婿在和岳父的朋友们吃饭，父亲正好有一块牛肉放入嘴裡咀嚼；而视角一转到楼上的女儿，进入自己的房间后，走进卫生间开始脱衣服，把上衣**——没有描写任何理由——对著自己心脏就是一枪。
“看得我很震惊——没有任何解释就自 杀——但我看到这一笔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个好作家：因为女儿自 杀不是对著脑袋，一般女性是很爱惜自己形象的，不会对著自己的脑袋。想死的时候依然保持著自己的形象——我不是在教你们自 杀哦！
“父亲的牛肉还没嚼完，就往楼上跑。结果打开卫生间，就看见女儿已经倒在血泊当中。当时有一笔不得了：女儿的胸罩被挂在浴缸上，父亲拿自己手边的餐巾盖在了胸罩上。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伟大作家的洞察力——他在无比慌乱的情况下不希望让众多宾客看到女儿裸 露的上身，但他却把布改错了地方。
“这种表达我相信在现实中是会发生的，当一个人的慌张——慌张在文学中也是一种力量——什么东西只要进入了文学中都会产生力量。所以这一笔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笔。”
此后，余华老师分享了《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男女主年轻时因为一个表情而分手的段落。他认为这亦是文学关照到精神层面的一种表现。
——“文学和生活的关系”
“最后再说一下文学和生活的关系，这么多年来我自己的体会，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生活会勾起文学，另一个方向是文学会勾起生活。当然对我比较了解的知道我小时候在太平间裡睡过觉。因为我们在文革中长大，我们都是无神论者，我们不怕鬼——现在很怕了嗷。
“主要是我们那时候海盐的夏天非常非常热，睡一觉起来能在草席上看到我的体型哦！当时条件很差，也没有卫生间，去公共厕所还得经过太平间。主要是（太平间）树木特别茂盛，可能是厕所的原因也可能是太平间的原因。那天中午路过，我在太平间睡了觉，那凉快啊！有时候睡梦中听到有人哭声，我就赶紧逃跑，真正的主人来了，客人应该让位了！
“这个经历其实本来忘记了，是在我开始写小说成为作家以后，我看到海涅的一句诗：‘死亡是凉爽的夜晚’当时我忽然想到：这不就是我小时候在太平间睡觉的感觉吗？海涅怎么那麽早就写出来了。从此以后这个记忆就一直存在我的大脑。所以有时候你在文学作品中读到的某个段落、某个句子、某一句诗歌、某个比喻，会突然“啪”的一声让你曾经的一段经历突然回到你的身边，此后伴随你的一生。这便是文学勾起了生活。
“还有一种反过来，是生活勾起了文学。我记得是零八年我去法国，为《兄弟》的法文版做宣传。我在街角等我的翻译过来一起吃饭，不然我进了餐馆不会点餐。我就在小宾馆的路口一直等，我就看到傍晚时刻，大街上、对面地铁站人们进去出来大街上所有人都匆匆忙忙的，人挨得那麽近，走动的时候身体会互相摩擦一下。可是他们之间毫无关係，谁也不会跟谁说话。这个时候我忽然想到了我当年读到的那句欧阳修的诗——‘人远天涯近’。
“这就是一个生活的场景，勾起了我曾经读到的诗句，而那句‘人远天涯近’就像那句‘死亡是凉爽的夜晚’一样，永远不会离开我的记忆了。”
——问答环节
第一位提问的男生非常幽默，表示如果余华再不出新作品，莫言老师的书他都快读完了。余华也被逗乐了，大家都很开心。余华则讲述了自己和莫言互相用对方的名字签书的“梗”。
第二个提问的女生则提问关于余华和王安忆对谈时提到的一句话：“过去人以符号的形式存在，现在人以人的形象出现。”余华老师回答了自己在写作中的经历，表示自己在八十年代写作时，认为作者主宰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所以认为他们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符号。可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发现人物出现了“自己的声音”，会“走向自己的命运”。“写作就像生活一样，你不知道往前走会走向什么地方。我当时提到的就是这样的感受，我从一个自己虚构人物的独 裁者，成为了一个更尊重自己作品人物的作者。”
笔者作为第三个提问的人，我向余华提问的是孔乙己及长衫的问题。余华老师彼时的回答如下：
“这就是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因为《孔乙己》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呢——有很多伟大的小说很难诠释，而《孔乙己》既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也很容易诠释，它的开头就不同凡响：写鲁镇酒店的格局，孔乙己是唯一一个穿著长衫站在柜檯、而不是边上屋子裡喝酒的人。在我重读时，我真是感慨鲁迅先生真是了不起，他一针见血地把孔乙己的社会地位，以及当时的那种社会等级制度，一下子全部表现出来了。这是从三十年代一直到‘脱下长衫’成为一个梗之前，人们一直是这样理解它的。”
最后一位提问者是澳城大的外国教授，他的提问被刘校长翻译为：“在座的各位都能看、读很多的东西，但不是每一位都能成为很好的作家、写手。我们现在如何鼓励大家从阅读中得到写作的本领、从写作中深挖阅读的素材？”而余华老师则回答：“去读最好的书，才能提高自己的写作技巧。”
此后是热闹的签书仪式，余华老师的讲座正式落下帷幕。
推文：马海诺
摄影：马海诺
摄影编辑：陈锦澍
审核：龚刚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