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雯丽
来源：“特别关注”微信公众号
2025年01月14日
1月7日，由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办的2025阅读X大会在北京举行，余华位列2024年度影响力作者。
其再版新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一经上市表现亮眼，包揽虚构类新书总销量榜、货架销售榜和内容电商榜首位。
01幸运地走上文学道路
余华，中国当代作家，1960年4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海盐县，高考落榜后被分配到镇上的卫生院，当了牙医，24岁弃医从文。
在余华看来，文学的道路也是他人生的道路。
小时候历经过文化荒漠的时代，寥寥几本**被上千个人的手在暗地里大规模地传阅，破旧不堪常常缺了开头结尾，他只好自己开脑洞，设想故事的结局，被自己的编造感动得热泪盈眶。
长大后决定走上写作之路，并不因有着宏伟的梦想抱负，而是深切痛恶着口腔——这个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
他觉得自己的青春是由成千上万张开的嘴巴构成的，太悲惨了，必须想办法一辈子远离口腔，过上“好吃懒做，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日子。
余华羡慕那些经常不上班的县文化馆工作人员，于是琢磨起了进文化馆的三条路：学画画、学作曲、写小说，只有写小说不用从头开始学，而自己认识五六千个汉字，够用了。
成功进入文化馆上班，余华坦诚自己运气真的很好。
“我遇到了一个最好的时代的尾声，”那时改革开放没几年，所有刊物都特别缺稿子，文学编辑还在比较认真地阅读自由来稿，“一旦发现了一部好作品，编辑们就会互相传阅，整个编辑部都会兴奋起来。”
“当我开始发表小说的时候，没两年，我就发现那些编辑们已经不读自由来稿了，除非是认识的人推荐的稿子他们才看一下。但是我已经，终于已经跨过那道门槛了，已经可以发表作品了。”
王洁编辑就是这样在堆积如山的自由来稿中意外地发现了余华，意外地读完了他的作品，幸运地喜欢上他的作品，欣赏他并主动帮他敲开了《北京文学》之门，甚至邀请他免费来北京改稿，还给他开了一纸证明。
这张证明发挥了关键作用。余华进京改稿一事轰动了“连自行车都看不到一辆”的县城海盐，他直接被调去文化馆上班。第一天，他故意迟到三个小时，10点钟才到单位，却没有人在意，他觉得自己是在天堂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26岁时，受《北京文学》之邀参加笔会，不知道写点什么的余华，在晚报上读到一条消息，讲一车苹果在路上被人抢了，他灵光一闪，就写抢苹果，无意中写出了他第一篇真正重要的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成了先锋文学的代表人，进而获得了《北京文学》的固定约稿，终于不愁发表了。
《十八岁出门远行》最近再版，在年轻人群中十分流行，这篇文章也应和着当下“大学毕业即失业”“欢迎来到成人的世界当牛马”的现实窘境与迷惘。
文中，他以一个少年的视角，似真似幻地讲述第一次步入成人世界的荒诞见闻。少年一山望着一山高，期待更美的风景，然而想起需要找到一个归宿时，天色将晚，司机拒载。
好不容易搭上了车，不想意外接踵而来，先是半路抛了锚，而后车上的苹果又遭遇附近村民的抢劫，少年热心地劝阻，却被群殴，而司机站在一旁冷漠而欢快地笑着，最后抢走了少年的红色背包。
少年第一次兴高采烈地奔赴成人世界就遭遇了当头棒喝，余华布下如此的结局，亲手捏碎了“十八岁”的青春滤镜。
真正成就余华的是《收获》杂志。
余华有近七成的小说都是发表在《收获》上的，像《活着》《许三观**记》这样的重磅作品，其他杂志是不敢发表的。他特别感激杂志主编巴金的长寿：“巴金这个名字挂在那里，就是一种力量……他们一直纵容我，让我写作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
而今，余华的作品在国外同样也是从不断碰壁走向备受追捧，被翻译成35种语言，覆盖38个国家。
02艰难地学习专业写作
“作家就是把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再向别人要钱的那种人。”
余华从一个小镇牙医成为一个知名作家，转型过程并不顺利。
他白天拔牙晚上写作，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余华甚至不知道怎么下笔，于是他找了一本《人民文学》作为范本，慢慢学习如何规范地打引号、换段。
他曾笑谈自己写得简洁，是因为不认识太多的字。而即便如此，他的手稿里也杂着很多错别字。
这些手稿去过很多有文学杂志的城市，比余华后来30多年去过的城市还要多。好在只要在信封上剪去一个角，就可以让杂志社掏钱付邮资了。
“当时我们家有一个院子，邮递员总是隔着围墙把装着退稿的大信封扔进来，我父亲听到‘啪嗒’一声响亮的声响，就会对我说：‘又有退稿了。’有时候一封轻薄的信飘进来，我父亲会说：‘这回有点希望了。’”
长时间建立起“**和椅子之间的友谊”，对余华来说，是最困难的事，“我坐不下来……那个时候我20岁出头，看着别的人都在外面玩，阳光那么的明亮，鸟在树上叫，还有汽车在街上跑，船在河里走，我呢，在房间里面写小说，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除了精神上的诱惑，还有身体上的不适与舒适。
海盐县的冬天没有暖气，余华经常写到脚冻得发麻，然后失去知觉。于是他下定决心在北京定居，原以为自己在暖气充盈的房间里可以安心地写作，实际上因为温暖舒适仍旧是“不好好写了”。
身体上的每一个小毛病，感冒、胃病、失眠、困顿疲乏，都有可能吓走捉摸不定的灵感火花，葬送一个小说章节，从而令整部作品变得平庸。余华要不断地与身体和灵感战斗，克服想要自暴自弃的念头和越来越软弱、胆小和犹豫不决的情绪。
当然，闭门造车显然不行，他开始大量阅读经典名著，给自己找到了三位老师。
1982年，余华偶然地读到了川端康成《伊豆的**》，学会了对现实事物细部的临摹，要给人一种有距离的“目光注视”而非“用手抚摸”的感觉。此后，他开始对川端康成的作品忠贞不渝。所有的中译本作品都购买双份，一份保存起来，另一份放在枕边阅读，只要新出的作品集里有一个短篇没有，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购买。
1986年，余华邂逅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明白了写作的形式是自由自在的，可以通过虚伪的形式释放出想象力和情绪力：“任何一个作家他教会了你写作的同时也会葬送你的前途，你越迷恋他，你自己的道路就没有了。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
不过，余华认为：“成为我师傅的，我想只有威廉·福克纳。”他发现了福克纳心理描写的秘密，就是“让心脏停止跳动，让眼睛睁开”，悟出“真正优秀的心理描写都是不写心理的，只用外围的物质去表达，可能会更加准确”。
博采众长的余华终于找到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路子，他把这三位老师对他的影响比作阳光对树木的影响，“树木以树木的方式成长，并不是要它变成阳光的方式去成长。”
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余华在写作时总有个“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毛病，写写停停，不少长篇小说都只写了一半“就在U盘里昏迷不醒了”。
他想到自己住旅馆时的一次经历：
“那时候的旅馆是按一张床收钱的，不是按一个房间收钱。我睡一张床，另外几张床空着，结果床上有跳蚤，咬得我那个痒啊，我就去睡另一张，又被咬得受不了，再换一张床，还是被咬，我一个晚上把四张床上的跳蚤全给喂饱了。
“我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了，我不换床了，就在一张床躺着——我只能喂饱一张床上的跳蚤，不能把其他几张床上的跳蚤都喂饱了。
“我现在准备用这个对付跳蚤的方式来对付我那几部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我就采用在一张床上躺着喂饱跳蚤的办法，对我那几部昏迷中的长篇小说做人工呼吸，一部一部来，救活一部，再去救活另一部。”
03分裂地过着两种人生
余华的小说作品中，时常充斥着血腥暴力、苦大仇深、粗鄙怪诞、不幸死亡与命运的荒谬，他不吝于用过分冷静的平淡叙述，抑或掺杂着黑色幽默的冷嘲热讽，向读者**裸地暴露人性底层的卑劣自私与丑恶欲望。
他感慨：“白天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的世界里被人追杀。如此周而复始，我的精神已经来到崩溃的边缘。”
《一九八六年》里有一个自虐狂，《河边的错误》里有一个杀人狂，《四月三日事件》里有一个迫害狂，早期短篇小说里各种非自然死亡的人物加起来竟然多达30个……
他不断打破人们关于天真无邪的“祖国的花朵”这一经典想象，塑造了许多敏感多疑有着被迫害妄想的神经质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杀机四伏、阴谋诡计的世界。
有评论家犀利地裁断：“余华的小说像一堆白日梦呓，或者像一个精神病人的疯言疯语……余华的小说世界，是一个狂人的世界，一个心理变态者的世界。”
室友莫言给他的评价则是：“一个古怪而残酷的青年小说家，以他的几部血腥的作品，震动了文坛……他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家伙，一个清醒的说梦者……这家伙在某种意义上是个顽童，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个成熟得可怕的老翁。”
余华则这样理解作者和作品的关系：“作家也食人间烟火，作品不是海市蜃楼……一部作品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作者自己，而作者的生活里不只有实实在在的经历，也包括了想象和欲望，理解和判断，察言观色和道听途说。”
那些看似疯癫的文字想象，同样根植于他在特殊年代的残酷见闻和少年时代的敏感脆弱的内心，他用角色的疼痛，影射时代的疼痛，用荒诞的笔法讲述写实的人生。
孩提时代，他家对门就是太平间，他用十几年的时间听遍了世界上所有的哭声，他看着作为外科医生的父亲，每天提着几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倒进池塘，对父亲满身的血迹习以为常。他也见惯了人们是如何用最丰富的文学修辞，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去造谣中伤大家都熟知的一个人。
很难想象，直到现在余华依然会害怕在月光里抖动的树梢，甚至不寒而栗、微微发抖，他觉得这种抖动不是唯美的，而是“锋利地，发出寒冷的光芒”，原因是童年的他望向的那棵树下有一个坟堆，埋着一个被父亲不小心一拳打断了颈动脉的孩子。
余华分析是因为那个孩子靠墙站着，不像倒地后有一个缓冲，于是，“每当父亲发怒时，我赶紧站到屋子中央，免得也被一拳打死。”
“胡思乱想是一个作家的优点”，而一个一本正经的乖孩子是很难得胡思乱想的。
余华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滑头小子，经常和哥哥一起调皮捣蛋，曾经把手术室的记事本偷走藏起来，害得医院在一夜之间丢失了一年的记录，也因贪玩纵火烧掉了批斗会的草棚，大喊“这火是我哥哥放的”，害得跑来当救火英雄的父亲在批斗中翻不得身。
偷父亲的烟抽时，余华也比哥哥狡猾多了。哥哥总是从父亲的烟盒里偷，他则直接从拆开的一条里顺走一包烟。他知道父亲早有防备，每次抽完烟父亲都会仔细地数清楚剩余烟的数量，哥哥偷过一根烟就被发现了，而他整盒整盒地偷却一直没被发现。
为了逃避做家务，余华还学会了装病，说自己肚子疼，结果被父亲误判，绑在手术台上开膛破肚割掉了好好的阑尾。
这样的斗智斗勇，也延续到了余华和自己儿子漏漏的身上。
1993年，漏漏的到来挽救了余华愈发“贫乏”的现实生活，也让他的生活散文愈发阳光可爱温情起来。
自打听说有了孩子的消息起，余华就成了妥妥的孩子奴，一口气给他上了4节胎教课，耗时5分钟。
“第一节是数学课，我告诉他：1+1=2；第二节是语文课，我说：你是我儿子，我是你父亲；第三节是音乐课，我唱了一首歌的开始和结尾两句；第四节是政治课，是关于波黑局势的。其结果是让陈虹笑疼了肚子，至于对漏漏后来的智力发展有无影响我就不敢保证了。”
光是看到儿子灯光下变幻的影子，余华就无限欢喜。
他曾向儿子承诺“7岁以前，无论他多么调皮捣蛋，我也不会揍他”，任由儿子把自己的脸抓破。
他无不自豪地宣称：“因为我儿子是在了解世界，他要触摸实物，有时是玩具，有时是自己的衣服，有时就应该是他父亲的脸。”
结果儿子5岁的时候，余华就不得不放弃“吼叫”“抱进卫生间”“抱到屋外”等和平方式，忍不住采用最原始的方式——动手揍他了。
父子之间的战争仿佛是一种甜蜜的烦恼，父亲总会经历漫长的失败。
他想培养儿子听古典音乐的爱好，孩子的外婆放了一首儿歌《小燕子》，他就再也不听巴赫了。余华自嘲：“我苦心经营了近一年的巴赫，被‘小燕子’几分钟就瓦解了。于是我的蓄谋已久，我的望子成龙，我的拔苗助长，一下子就完蛋了。”
余华曾说：“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平乏之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如今，他现实的人生与虚构的人生同样丰富得值得记述了。
网站编辑：孙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