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内北小街46号
文/王干
“文坛风俗考”是著名评论家王干在本刊撰写的专栏。在他看来：“文学研究一般分为两大派，一是社会学派，一是文本学派。其实在两大派中间，应该有风俗派，一个作家的长相，笔名，爱好，绯闻等等，都是影响他创作的不确定因素，追溯到这些风俗中可以完整地理解文坛的方向、流俗、氛围，也会加深对作家和作品的理解。风俗考是文学史的一种注脚法。本期写了三则文坛往事，分别是《林斤澜的小说密码》《朝内北小街46号》《欧米茄被盗奇遇》。
王干，1960年生，江苏泰州人。著有《王干随笔选》《王蒙王干对话录》《世纪末的突围》《废墟之花》《南方的文体》《静夜思》《潜京十年》《在场》等学术专著、评论集、散文集。2010年以《王干随笔选》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曾供职《钟山》，在本刊发表过多篇作品。现居北京。
2022年4月15日，北京112路公交车的最后一班开出站台，网上一片伤感之声，这个伴随了很多人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的无轨电车就此停开了。自1960年112路开通以来，62年的行驶承载过一代又一代人，成为很多人记忆中的一个闪光点。上个世纪里，保持电车运行的城市越来越少，112路公交车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穿行在北京城中间，连接北京城的东西两端，成为北京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时，心底的柔软也被触碰了一下，因为112路可能是我在北京坐过最多的公交车线路了。我第一次到北京工作，是1987年12月20日，当时《文艺报》在位于沙滩的文化部大院办公，112路行车线上有一站就是沙滩，我上下班都要坐112路。2000年底，我第二次到北京工作，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前，112路也有一站点，这一站叫朝内大街，但大家习惯称作小街，因为这一站位于朝内南小街和朝内北小街的中间。当时我住在人文社的宿舍，上下班也要常常坐112路。112路坐多了，那些站名也耳熟能详，针织路、朝阳路、十里堡、呼家楼、关东店、八里庄、朝阳门、朝外大街、慈云寺、东四、美术馆、红庙、小庄等等，几乎每个站点我都上下过，或从那里转车去目的地，比如《人民日报》就在红庙附近，鲁迅文学院就在八里庄附近。112路横贯北京城东西，与很多公交线有连接。如果没有地图，或者不熟悉路况，我就问在哪里可以转车到112路，到了112路，我就很快找到“定位”了。
我对北京另一条公交线路也很有感情，那就是43路。当时《文艺报》从沙滩搬到了农展馆南里10号，我住的招待所也换到附近。《文艺报》善待我这样的借调人员，破例让我住招待所，只是规定一天住宿费不能超过十元。我那一阵几乎把附近的旅店全部住过了，原因很简单，就是要找一个清净的居所。因为那时是两个人一个房间，我几乎每过几天就换一个“同居者”，有时一天换一个；有时还是半夜来住宿。这些来北京出差的人往往都很兴奋，晚上不断地和你聊天，我经常睡不好，几乎天天见陌生人，都变成精神折磨了。
最后终于找到43旅馆，一是这家旅馆便宜，因为是地下室，一个房间只要十元，是地上旅馆价格的一半。二是《文艺报》的好几个同事都住在这个楼上，我平常可以去串串门。当然，要想一个人住一间也是要费点口舌的，因为当时北京旅馆规定，不允许一个人单独住一间，出钱也不行。我和旅馆经理交涉，让他们尽量不要安排人住我的房间，当时那家旅馆已经被承包了，经理答应我，尽量，尽量。虽然有几次客房爆满深夜闯进了陌生人，基本上我还是一个人一个房间。我有很多文章文末落款都是“于43旅馆”。
汪政当时在如皋，看到我文末经常写“于43旅馆”，有一次在南京见到我，问，你是不是住在一家用代号的保密旅馆？我说不是，因为这是43路的终点站（当然也是始发站），所以叫43旅馆。当时43路起点站是团结湖，终点站是刘家窑，刘家窑的前一站是蒲黄榆。汪曾祺先生的家就在蒲黄榆，我经常到汪曾祺先生家去拜访，很大原因在于43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时北京的交通非常拥挤，高峰时刻可谓“针插不进，水泼不入”，平常也是拥挤不堪，出门是必须慎之又慎的选择。如果不是上下班，不是工作需要，我一般都是害怕出门的。我当然愿意去汪先生家串门，既能吃到美食，也能聆听教诲，世上好事莫过于此。但是，如果去一趟的路上很折腾，我也是不会去得那么勤快的。43路的起点站在团结湖，我每次上车都能有座位坐，回来的时候也基本有座位，对于一个挤公交的人来说，有座位是一件太幸福的事情，这也是我屡屡跑去汪先生家的一个动因。
43旅馆应该是我的福地，在这里我完成了《王蒙王干对话录》的整理工作。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忽然听到走道里喊某某房间接电话，喊的正是我的房间号。我以为我听错了，因为没有熟人知道这个旅馆的电话，我自己也不知道，不会有人打电话给我，就没有应。后来服务员直接叫我的名字，我走出房间，高声问，是找王干的吗？服务员说，是的快来接。我忐忑不安地走过去，拿起电话，喂了一声，对方说，我是王蒙，找你的电话不容易，还是让《文艺报》办公室找到的，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一下。
我当时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真的吗？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蒙部长吗？但想起一个星期前我和他的见面，我确定这就是王蒙的声音。
对王蒙先生的崇拜由来已久。当时我几乎阅读过他的所有作品，有些几乎能复述出来。我较早写作的《王蒙的小说观念》一文，就是追踪他文学创作的结果。记得刚到《文艺报》工作的时候，看到编辑部的电话联系单上有王蒙家的电话，我忍不住拨过去，当时应该是崔瑞芳老师接的电话，接通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迟疑了半天把电话给搁了。现在觉得非常地荒唐，也很可笑，但当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如果能和王蒙先生坐而论道，人生足矣。
恰好王蒙的长子王山和我在一个办公室，有一次我和他说，有机会想拜访一下您父亲，他是我的偶像。王山说，我肯定会转告，但他比较忙，有时间我通知你。我也特别能理解，我一个外省青年，想见偶像的心情很正常，但王蒙先生不仅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位大领导，工作千头万绪，不会轻易和一个粉丝见面的。我也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11月的一天，王山说，这个周末我父亲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外事活动，活动结束之后来崇文门的家看我儿子小雨，顺便和你聊聊。他吃完晚饭过来，你不嫌弃就到我家来，我胡乱做点吃的。我赶紧说好。
按照王山提供的地址，我来到了崇文门他家里。这是作协最早分给王蒙的房子，他从新疆回到北京后，有一段时间住在招待所地下室写作，后来分到这一套，房子一室一厅，有点局促。王山不太会做饭，他说，新疆的抓饭你能吃吗？我说能吃，其实当时还不知抓饭为何物，后来才知道就是羊肉、胡萝卜和饭一起煮。虽然我是第一次吃抓饭，但觉得太香了，和王山两个人把抓饭全部吃完了。王山说，我还担心你这个南方人吃不了羊肉呢！王蒙一家都爱吃羊肉，几次请客，都有羊肉。但后来我和王山说起这个抓饭的情景，王山已经忘记了，他说，我会做抓饭吗？可见当时他也是急中生智，从冰箱里拿的羊肉和饭一起煮的，并没有刻意准备。而我这个南方人第一次吃到抓饭，当然印象深刻，以后有机会我都要吃一吃。2021年春节前，王蒙先生在新疆饭店请二三文友家庭聚餐，我申请吃了抓饭，其他人很诧异。
吃完饭大约八点半钟的样子，王蒙先生来了，说，王山说过几次，一直没有时间和你见面，我们随便聊聊。一开始我还有点紧张，讲话还有点结巴，但后来看到王蒙先生那么平易近人，也很幽默，就慢慢放开了。王蒙先生询问我对一些文学现象的看法，对一些作品的看法，我都如实表达，看上去王蒙先生对我的看法很感兴趣。九点半左右，他说司机在下面等着，太晚了不好，有机会我们再聊。说实在的，我有些意犹未尽，看他离去有些恋恋不舍。至于下次再聊，我知道是礼节性的话语，能见上一面，聊了一个小时，作为粉丝，已经无限满足了。奇怪的是，那天王山的儿子小雨并没有在家。
没想到再次聊天的机会这么快就来了。王蒙先生在电话里说，上海文艺出版社准备出一套对话丛书，一直希望我出一本对话录，我一直在找一个人，我的那些朋友都很好，但太熟悉了，他们的想法和思路我很清楚，和他们对话缺少意外的“碰撞”，前几天和你聊了天，发现可以碰撞出一些火花来，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我当时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连连说，向您学习，当然很开心。王蒙先生在电话里又说，不过，整理录音的任务由你来承担，可不可以？我说肯定可以。然后我们约定第一次对话的时间。王蒙先生让我先拟一个对话内容的提纲，我拟了十个题目，他看完以后说可以，并相约每一次一个人主讲，做点准备工作，另一个人配合，有点像相声里的捧哏和逗哏。不过从后来的对话效果看，主次倒不是很清楚，看不出谁是“主讲”，主要是王蒙先生的气场太强大了，我能跟上他的节奏就很不容易了。
记得第一次到他家去，是一个周末的下午，约好下午两点，我怕路上有什么意外情况出现，很早就出发了。我从团结湖坐车转到112路，然后在小街下车。小街的南边是朝内南小街，北边是朝内北小街。记得王蒙先生在电话里说，乘112路在朝内大街下车，找到朝内北小街，在一个公厕的对面就是46号。那天我到得比较早，才一点半，发现时间还早，便在周围转了转。周围有很多的大杂院，当时北京很多的家庭都没有卫生间，都要到这个公厕来方便。我和王蒙先生在1988年的年底到1989年的年初一共对话十次，我每次来都能见到人进人出。现在朝内北小街的那一片拆掉了，但那个公厕还保留着。每次路过，就想起那个小四合院。
朝内北小街46号小院，是文化部的房产，王蒙先生去住之前，是著名的夏公———夏衍先生在此居住。北京文化界被人称为“公”的有两位，一位是茅盾，被称为茅公，一位则是夏衍。郭沫若则被称为“郭老”，巴金被尊称为“巴老”，叶圣陶先生被称为“叶圣老”，不知道有什么讲究。我隐约地觉得，被称为“公”的人除了文学文化方面的成就之外，还有革命的资历，茅盾当年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员，夏衍则是“左联”的负责人，都是老革命。后来我才知道，这院子还住过一位文化名人：语言学家黎锦熙。黎锦熙是现代汉语语法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期间，毛泽东是他的学生，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多次请恩师去“餐叙”。后来，毛泽东提议黎锦熙和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七人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黎锦熙担任副主席。黎锦熙弟兄八个，全是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其弟弟黎锦光是著名的音乐家，1930年代为周璇等歌星创作了很多的歌曲，著名的《夜来香》就是他的作品。后来黎锦熙能住进这个院子，可见身份不一般。
这么一个院子，不用说三位大师住过，就是其中一位住过，也是理应保存的名人纪念馆了，可是后来拆了，而且拆得了无痕迹。这是后话。
这是一座标准的北京四合院，坐北朝南，北面是正房，有会客厅，两边是主卧和次卧，南房是厨房和餐厅，东西厢房分别是书房和保姆房，我没有细数，大约十二间房子的样子。院子里，有两棵枣树，当时已经落叶。
第一次到王蒙先生家去，我摁了门铃，王蒙先生亲自来开门。进门之后，我看到门厅有一个书架，书架上放满了《收获》《钟山》《花城》等杂志。他说，很多刊物给我寄，书房放不下，就放在这儿，有时间可以翻阅一下。我看了一下，几乎像样的文学期刊全在这儿聚齐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赠阅刊物是一种很高的礼遇，王蒙先生当然享受到最高礼遇了。但这种身份的人，一般是没有时间阅读刊物的，甚至都难得打开。但王蒙先生细心地打开，存放在书架上，可见他对文学期刊和当代文学的关注。
我们的对话安排在东厢房的书房里，那儿也是王蒙的小会客厅。房子不是很大，倒是很适合两人说话。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完成了十次对话，每次谈话的时间两个小时左右，我带了一台录音机录下我们的对话，晚上回去就在我住的43旅馆整理。整理完了，下次对话的时候带给他审阅修改，再下次还给我。遗憾的是，当时录音盒带不够用，我经济拮据，也没有余钱买够更多的盒带，后来就拿整理完了的盒带来重新录音，这样就删掉了一部分录音。我现在手上还存有十几盒的原声录音磁带。
那时王蒙很忙，对话的时间很难提前确定。他一有时间就给我打电话，有一次他说，今天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你过来吧。原来日本首相竹下登来华访问，他是陪同团团长，当天晚上出发，他忙里抽空和我对话一次，效率真高。还有一次，他拿着一盘红枣，说，特别甜，你尝尝。原来是一个中亚国家的首脑访华送给中方的礼物，王蒙作为陪同团团长也获得一份。
记得有一次特别有意思，王蒙去接电话了，王蒙先生的太太崔瑞芳老师好奇地跑到厢房来，说，王干，只听王蒙说起你，我还没见过，我来看看这个年轻人什么样子，能和王蒙一起对话。崔瑞芳老师温文尔雅，大家风范。2014年4月崔瑞芳老师去世，我和太太去八宝山为崔老师送别，王蒙先生握着我太太的手说，小毛，崔老师生前最喜欢你了。我和太太泪水滂沱。
崔老师去世以后，我多次梦见她。2018年的夏天，我在敦煌，夜里三点梦见了崔老师，我惊醒过来，就发了阿弥陀佛四个字给王山，王山不知就里，第二天回了一句：神经病。我是能够理解王山情绪的，深更半夜，发这样的话，确实近乎神经不正常。后来我把梦见他母亲的情形告诉他，他很感动。
1988年，我和王蒙先生的这段交往颇为传奇，我自己也觉得天上掉馅饼了。后来我在王蒙先生《不成样子的怀念》一文中才找到原委：“胡（乔木）对季羡林、任继愈都极具好感。任继愈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就是胡乔木提名的。他曾向我称道金克木、王干发表在《读书》上的文章。年轻的王干，竟是乔木说了以后我才知道，并相识交往了的。”记得有一次我到《读书》编辑部去拿样刊，当时《读书》的主编沈昌文曾经告诉我说，乔木同志对你的文章特别欣赏，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拜访他。我当时满不在意，一个大领导与我等小民有什么联系，就没有接茬。现在看来，胡乔木不止对一个人推荐了我的文章，据说他一直以为我是一个老先生，而王蒙文中说到的季羡林、任继愈、金克木确实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我做他们的学生都不够格。
朝内北小街46号是我在北京去得最多的私人住处。1989年我离开《文艺报》到《钟山》工作之后，每次出差北京都来拜望王蒙夫妇，王蒙夫妇也留餐小饮。2000年底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得知王蒙先生搬到干杨树去住了，就再也没去过。在北小街46号，我也曾遇到过很多朋友，比如当时在漓江出版社的聂震宁先生，他去王蒙先生家组稿，请王蒙先生写《红楼梦》评点，并约我写唐诗宋词的评点，我才浅学薄，至今也没有完成。2002年左右，朝内北小街突然要拆迁了，46号就在其中，这是令人伤感的事情。我和王蒙聊起此事，他说，北京的名人旧居太多了，他们不在乎。当时轰轰烈烈的房地产开发，见啥拆啥。大约十年之后，在东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也被拆了，人们这才惊呼，情绪哗然，然推土机已经将其夷为平地，两年后再建的梁林故居，已面貌全非。前几天我在青岛，发现康有为、老舍、沈从文等人的故居都保留得很好，而北京，拆掉的要比该保留的多得多。
王蒙先生在北京的几个住处我都去过，崇文门、北小街、干杨树、翠湖、奥临花园，这些地点记录了四十年来王蒙在北京的行踪。我在南京和北京的住处王蒙先生也来过。2000年的时候，王蒙应南京大学之邀前来讲课，讲完课，到我碧树园家里用便餐。我请黄蓓佳、苏童作陪，吃的都是太太做的家常菜，王蒙和崔瑞芳夫妇赞不绝口。当时楼上还有人装修，电锯声不时传来，王蒙说：这噪音太吵了吧？黄蓓佳说，我们感到很亲切，像音乐一样。大家哈哈大笑，王蒙说，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因为我和叶兆言、黄蓓佳都是家里刚刚装修完，几乎每天都要和电钻声作伴，已经习惯了，被折磨惯了，所以“很亲切”。
2004年12月，我在北京的房子装修好，我斗胆邀请王蒙先生前来新家一坐，没想到他很高兴地来了，和聂震宁、刘恒、余华等一起在我新家“贺房子”。他很奇怪，怎么有这么好的地点？问我怎么找到的。我的房子在二环边上，生活很方便。王蒙先生回家以后还和太太崔瑞芳老师说起，崔老师专门打电话咨询过我，说也想在此买房，后来我问了下，当时已经全部售空。
2011年我到新疆采风，去了伊犁，专门去王蒙先生工作生活过的巴彦岱公社寻找他当年的住处，遗憾的是巴彦岱的旧房全部没有了。我在巴彦岱的路口留影一张，回望王蒙先生那些曾经的岁月。王蒙还有一处住处，虽然不是他的房子，但每年也都要住上一两个月，就是北戴河的创作之家，他夏天都要在这里度假创作，每天游泳。我原以为是公家安排的，后来得知原来是王蒙先生自费的，他交住宿费、伙食费，房间里原来是黑白电视，他自己花钱置办了一台彩色电视。
2016年，出版社准备重版《王蒙王干对话录》，并希望我和王蒙能有一次新的对话，我征求王蒙的意见，他说好，你到北戴河来。我到了北戴河中国作协的创作之家和王蒙先生又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对话。二十八年过去了，王蒙先生还是那么的敏锐，那么的健谈，谈着谈着，仿佛回到1988年的朝内北小街，但他已经八十二岁了，我也五十有六。之后我听着对话的录音，我的语速还是如当年的急切并带着家乡的口音，而王蒙先生一如既往的率真、幽默和智慧。时间都到哪儿去了？
如今又过去六年了，当时我们相约二十八年后再对话一次，到那时我也是八十有五的老翁了。
本文来源：《钟山》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