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对话设计
李浩
对于小说文本来说，对话设计是其“内部装修”中极为重要和易于出彩的一环，它的作用绝不可轻视——当然，小说写作从来都是一门具有综合性的艺术，无论是故事设计、细节设计、语言设计、开头设计、结尾设计、高潮设计、角度设计、人物关系设计，哪一环的弱都可能造成叙事上的不畅、不适或塌陷感，因此它需要极为精心和耐心的掂量……那些经典性的卓越文本，在我们苛刻的拆解过程中很可能会显得“哪哪儿都合适”，都是恰到好处的，而增一分或减一分，或者挪动其中的一个小点，都会给这部小说的完美造成某些减损——至少大抵上如此。阅读那些经典性的卓越文本，有时我们可能会惊叹作家头脑中仿佛有一台像时钟那样极度精妙的仪器，那种运筹和布局的分寸掌握几乎是“天人”——我不会轻易否认任何一门学科“天才性”的价值，但我更愿意强调在所谓天才背后的设计精心，还是那句话，“胸有成竹”的前提是胸中有竹，而且是成竹，越是在外表上看起来“天衣无缝”的、水到渠成的小说，越可能在设计上用功尤深。
小说的对话设计是语言设计中的一部分，但又是极为独特的一部分，它与整体的叙述语言在设计上有统一又有独立（更多地具有独立性），因此，我愿意专门拿出一个章节谈及它的设计。
可以说，绝大多数具有叙事性的小说都会有对话的出现，会让小说中的主人公发声——那，小说中的对话对于小说叙事起怎样的作用呢？
一是形成叙事凝滞点，强化“身临其境”感，拉近我们和故事的距离。凡是有对话的段落，它都或多或少有一个“停顿”，有一个场景的建立，因此它就产生凝视感；而对话的出现，则更有机会将阅读者拉近作家所创造的情境中，代入感会强。弗兰纳里·奥康纳，《好人难寻》：
琼·斯塔要听另外的曲子，好跟着拍子跳舞，孩子妈又往电唱机的小洞口中投进一枚硬币，于是放出一支节拍快的曲子，琼·斯塔便走进舞池，跳起踢踏舞。
“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啊！”红萨米的老婆站在柜台后面探出身子，“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儿？”
“不，当然不愿意！”琼·斯塔说，“你就是给我一万块钱，我也不愿意待在这样一个破烂的鬼地方！”她停下来，跑回自己的座位。
“你，不觉得丢脸吗？”老奶奶轻声责备道。
三个人的对话足以将阅读者的疏离感化解得无踪，让我们生出一种也在现场、能听见他们说话的“错觉”，甚至可以想象出她们的表情。
而伊凡·屠格涅夫，在他题为《县城的医生》的短篇小说中，则把大段的言说交给那个“县城里的医生”，甚至特别点明：现在我就把他的故事传达给我的善意的读者。我努力保留医生原来的语调。
“您可知道，”他用微弱而颤抖的声音（这是纯粹的别列索夫鼻烟的作用）开始说，“您可知道这里的法官巴维尔·卢基奇·牟洛夫吗？……不知道……嗯，没有关系。（他清清喉咙，擦擦眼睛）我告诉您，这件事发生在——让我仔细想想，哦——发生在大斋期，正是解冻的天气。我在他家里——我们的法官家里——玩朴烈费兰斯（一种纸牌游戏）。我们法官是一个好人……”
同样，伊凡·屠格涅夫通过对话，通过“复原”和“保留”医生语调的方式将阅读者拉至他的身边，和他一起聆听医生的故事讲述……它甚至构成双重讲述（小说中的“我”是第一讲述者，而记录的医生讲述则将县城医生放在了第二讲述者的位置），更强地拉开了小说的张力。它本可以站在医生的角度直接开始叙事的，但卓越的屠格涅夫选择通过对话和转述的方式更完美地表现了它（至于两种叙述角度的得失比对，我想我可以在“小说的角度设计”一节专门地解析，而这里不做赘述）。
强化身临其境感，拉近我们和故事之间的距离，是几乎所有的对话都会具有的效果。但生活化的对话在这方面会更强些。
二是突出或强化人物性格，让人物的面目更为突出。《水浒传》第二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鲁达结识了史进、李忠之后，结伴到潘家酒楼，鲁达吩咐酒保烫酒，他喊出的是：“但是下口肉食，只顾将来，摆一桌子。”接下来便是在酒楼里金老和女儿翠莲的出场，先是哭声，然后是鲁达唤来，问话。“哪里人家？”“为甚啼哭？”“在哪个客店里歇？”“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在哪里住？”——在听了金老父女的哭诉之后，鲁达呸了一声说道：“俺只道哪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然后是回头看着李忠、史进道，“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这里，我略掉了对话的另外声部而集中于鲁达——这样，他的性格因素会更为跃然地呈现。寥寥几句，他的个性（鲁莽，豪爽，仗义，冲动，有匪气）便获得了较好地塑造，之后只要他出场，我们决不可能将他和吴用、林冲的面目有半点混淆。
《红楼梦》中，林妹妹每次说话都带有鲜明的性格特征，贾宝玉、薛宝钗、薛蟠等又何尝不是。最有特征性的，当属刘姥姥初进大观园：
贾母便拣了一朵大红的簪于鬓上。因回头看见了刘姥姥，忙笑道：“过来带花儿。”一语未完，凤姐便拉过刘姥姥，笑道：“让我打扮你。”说着，将一盘子花横三竖四的插了一头。贾母和众人笑的了不得。刘姥姥笑道：“我这头也不知修了什么福，今儿这样体面起来。”众人笑道：“你还不拔下来摔到他脸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个老妖精了。”刘姥姥笑道：“我虽老了，年轻时也风流，爱个花儿粉儿的，今儿老风流才好。”
说笑之间，已来至沁芳亭子上。丫鬟们抱了一个大锦褥子来，铺在栏杆榻板上。贾母倚柱坐下，命刘姥姥也坐在旁边，因问他：“这园子好不好？”刘姥姥念佛说道：“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买画儿贴。时常闲了，大家都说，怎么得也到画儿上去逛逛。想着那个画儿也不过是假的，那里有这个真地方呢。谁知我今儿进这园一瞧，竟比那画儿还强十倍。怎么得有人也照着这个园子画一张，我带了家去，给他们见见，死了也得好处。”贾母听说，便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这个小孙女儿，他就会画。等明儿叫他画一张如何？”刘姥姥听了，喜的忙跑过来，拉着惜春说道：“我的姑娘，你这么大年纪儿，又这么个好模样，还有这个能干，别是神仙托生的罢。”
类似的例证还有很多，几乎所有的小说写作都会注意到这一点——限于此节内容较多，我不准备再做举例。
三是“借机”将叙事中不好直接交待的事件或其它内容，以对话的方式说出，形成连贯。这是小说对话的重要途径之一，多数的对话设计都会在这一点上下足功夫。
欧内斯特·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
“这啤酒凉丝丝的，味儿真不错。”男人说。
“味道好极了。”姑娘说。
“那实在是一个非常简便的手术，吉格，”男人 望着姑娘，“甚至都算不上一个手术。”
姑娘注视着桌腿下的地面。
“我知道你不会在乎的，吉格。真的没什么大不了。只要用空气一吸，就行了。”
姑娘低着头，没有作声。
“我陪你去，而且一直呆在你身边。他们只要注入空气，然后就一切都正常了。”
“那以后咱们怎么办？”
“以后，咱们就好了，就像以前那样。”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姑娘要做的，是堕胎手术。而男人在对话中隐晦提及，并在整篇小说中使它始终保持这一巧妙的隐晦状态。一旦太明了，小说的味道就会有大损失，它的张力就会部分地丧失。
余华，《河边的错误》：
许亮已经骨瘦如柴，而且眼窝深陷。他躺在病床上，像是一副骨骼躺在那里。尽管他说话的语气仍如从前，可那神态与昔日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怎么办呢？”他自言自语地说着，两眼茫然地望着马哲。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马哲说。
许亮点点头，他说：“我知道你们是要来找我的，我知道自己随便怎么样也逃脱不掉了。上次你们放过我，这次你们一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我就准备……”他暂停说话，吃力地喘了几口气，“这一天迟早都要来的，我想了很久，想到与其让一颗子弹打掉半个脑壳，还不如吃安眠酮睡过去永远不醒。”说到这里他竟得意地笑了笑，随后又垂头丧气起来，“可是我又醒了过来，这些该死的医生，把我折腾得好苦。”他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但是也怪我自己。”他立刻又责备自己了，“我不想死得太痛苦。所以我先吃了四片，等到药性上来后，再赶紧去吃，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吞下了大半瓶后就不知道自己了，我就睡死过去了。”他说到这里竟滑稽地朝马哲做了个鬼脸，接着他又哭丧着脸说，“可是谁想到还是让你们找到了。”
“那么说，你前天中午也在河边？”小李突然问。
“是的。”他无力地点点头。
在这里，许亮自杀未遂的细节，只有让他自己说出才更可信，如果交给叙述或医生转述都不会有这么强的“复原感”，很可能构不成细节；他有过错，才想到了自杀，对话中的交待有意让我们“感觉”他也共同参与了疯子的杀人事件，又生出了更多悬念，这个效果，也是通过第三人称的叙述难以达到的。
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
“您瞧，”赶驴人停下脚步对我说，“您见到那个形状像猪尿泡的山丘了吗？半月庄就在这个小山的后面。现在我又转到这个方向来了。您看到前面那座小山的山峰了吗？请您好好看一看。现在我又转到另一个方向上来了。您看到了远处那隐隐约约的另一座山顶了吗？半月庄就在这座山上，占了整整一座山。常言道，一眼概全貌。这眼睛望得见的这整块土地都是佩德罗·巴拉莫的。虽说我们俩都是他的儿子，但是我们的母亲都很穷，都是在一片破席子上生的我们俩；可笑的是佩德罗·巴拉莫还亲自带我们去行了洗礼。您的情况大概也是这样吧？”
“我记不清了。”
“妈的，见鬼了。”
“您说什么？”
“我说我们快到了，先生。”
“对，我已经看到了。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儿？”
“这是一只‘赶路忙’，先生。这是人们给这种鸟起的名字。”
“不，我问的是这个村庄。为什么这样冷冷清清，空无一人，仿佛已经被人们遗弃了一般。看来这个村子里连一个人也没有。”
“不是看来，这个村庄的确已无人居住。”
“可是，佩德罗·巴拉莫不是住在这里么？”
“佩德罗·巴拉莫已经死了好多年了。”
这里面信息纷繁，它介绍了半月庄的风貌和位置，介绍了佩德罗·巴拉莫是两个人“共同的父亲”，介绍了佩德罗·巴拉莫的富足和他们母亲的穷苦（说明佩德罗·巴拉莫有许多的女人，这些女人很可能以穷苦人居多），同时也介绍了这里此时的荒芜，和佩德罗·巴拉莫早已死亡的事实。“妈的，见鬼了”这句话还包含着复杂的情绪，尽管并未由此展开……
四是增强故事的生动性，让叙事变得更有魅力和趣味。
这往往又是一项对话设计中较为普遍的功能，所有的对话都有这样的朝向，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的小说呈现。在这里任何的举例都会有挂一漏万之嫌，因此我枚举的，是我个人小有偏好的对话：
他处决蒙卡达将军后第一次到马纳乌雷时，一刻也没有延误，就去完成死于己手的受害者的遗愿。蒙卡达将军的遗孀接下眼镜、徽章、怀表和戒指，却不允许他进门一步。
“请别进来，上校。”她对他说，“在您的战争中您说了算，但在我家里我说了算。”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没有显出丝毫不快，但在私人卫队将那位寡妇的家舍夷为平地、化为灰烬之后，他的心才恢复平静。“留神你的心，奥雷良诺，”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对他说，“你正在活活腐烂。”（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早上好，父亲大人。”
“早上好，孩子。”
“您的身体好吗？”
“健康与年龄和烦恼并存。”
“看见您这么硬朗，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正想对你说这句话，柯希莫。我听说你为镇上谋利益。”
“我心里想的是保卫我所居住的森林，父亲大人。”
“你知道有一段森林是我们的家产，是从你那可怜的已故祖母伊丽莎白那里继承下来的吗？”
“知道，父亲大人……正是作为林地家庭的成员，我要联合一切有关人士去保护这些森林。”
“对。”男爵说，他很欢迎这样的回答。但是他还是补上了一句：“有人告诉我这是一个面包师、菜贩子和铁匠的联合会。”
“也是，父亲大人。包括一切职业，当然都是些规规矩矩的行业。”
“你知道，你是有可能以公爵的头衔去指挥下属的贵族吗？”
“我知道当我比他人有更多的主意时，我把这些主意贡献给他人。如果他们接受了，这就是指挥……”（意塔洛·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
只有少数人听见了卡诺夫女士不合时宜的抱怨：“女人能够充当艺术家的缪斯，充当他的破裂的玻璃杯，他的苔藓地以及原始形式，这难道不美？难道不值得褒奖？难道所有伟大的成就不是——而且仅仅是——由于有了女人默默无闻的、赋予灵感的贡献才诞生的吗？难道我们妇女要放弃这一高贵的职业，堵住艺术的源泉？难道献身精神不是女性力量最强有力的证明？难道我们要把自己锤炼得冷酷无情，针扎不透，水泼不进？那么我要问，永恒的女性将在何处去寻觅？”
“够了！”比目鱼打断了她的话，“您的反问句连我都感动了。可是您，最尊敬的女士，已经过时了。一个女人能碰上的最糟糕的事情也不过如此。我担心，您甚至能和那个正在此被审理其案件的阿格娜斯一样，毫无条件地献出爱情。噢，老天！如今没有谁能受得了这个。”（君特·格拉斯《比目鱼》）
本文来源：《长城》2022年第3期
整理上传：孙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