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民：余华早期创作情况及笔名再考察

余华在随笔《我的写作经历》中提到的《星星》一文无疑为我们追寻余华的 处女作提供了线索，但事实上《星星》也不是余华的处女作。笔者目之所及，国 内便已有九种“文学史”或直接或间接将余华于1984年发表的《星星》认定为其 处女作，可见这一说法之盛。

在金汉任总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一书中，编者写道:“(余华)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 24

在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简明读本)一书中，编者写道:“(余华)1983年开始创作，次年发表处女作《星星》。”25 在其主编的《中国 当代文学史写.真》(全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下册中，编者还是作如上表述，未予更改。

在唐金海、周斌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一书中，编者写道:“(余华)1984年开始写作。” 26

在李赣、熊家良、蒋淑娴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中，编者写道: “1984年余华在《北京文学》第一期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星星》......” 27

在杨剑龙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简史》一书中，编者写道:“(余华) 1984年发表处女作《星星》，后进入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 28

在李新宇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1949—2008)》一书中，编者写道: “(余华)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但在该引文同页的另一段，编者又这样写道:“余华自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29 ，余华既于1987年发表了 “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又怎能于“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同页内容前后表述自相矛盾，当为编者的疏忽。

在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2》(下) 中，编者写道:“(余华)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处女作《星星》发表于《北京文学》1984年第1期。” 30

在田建民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中，编者写道:“(余华) 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 31

以上几种“文学史”中，有几种“文学史”虽未直接表述《星星》即为余华的处女作，但从“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开始写作”“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等表述中不难看出几种“文学史”实有将余华于1984年发表的《星星》视为其处女作之意。

笔者查看刊载小说《星星》的1984年第1期《北京文学》时发现《星星》文末附有一则余华的简要小传:“余华，男，现年23岁，在某卫生院工作。83年开始发表小说。这是他发表的第三篇作品。”这段文字虽短，但“第三篇作品”的 表述直接明示了《星星》也不是余华的处女作，但为何如此多的文学史编纂者会将《星星》表述为余华的处女作? 在笔者看来，这似乎与余华本人的相关表述有很大关系。余华曾在多种访谈中表示《星星》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如他在李哲峰对其的一次访谈中表示: “我的第一部小说，是发在1984年《北京文学》上的《星星》，这可以说是我 的处女作吧......”32 之后，余华在张英对其的一次访谈中也曾明确表示:“我的第一部小说是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星星》，当时我正在诊所里给人拔牙。”33 即便与余华有着深交的朱伟34 在其《关于余华》一文中也将《星星》表述为余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余华)1984年在《北京文学》发表第一篇小说《星星》......”35 此外，再加上余华在随笔《我的写作经历》一文中的关于《星星》的表述，使一些研究者未加进一步的考证便把早于《十八岁出 门远行》发表的《星星》认定为余华的处女作了，但只要查阅最初刊载《星星》的《北京文学》1984年第1期的原本，便可从文末的余华简介中一目了然地知道《星星》也并非余华真正的处女作。

既然《星星》是余华的“第三篇作品”，而非余华的处女作，那余华的处女作究竟是什么作品呢?高玉和王晓田编著的《余华作品版本叙录》一书是国内目前可见的对余华作品的发表及出版信息汇编最完整的资料，编著者在书中将余华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作品按照发表时间的先后进行排列，排在最前面的是余华发 表在《海盐文艺》(1983年度)上的短篇小说《疯孩子》。从这样的编排顺序来看，想必编著者认为《疯孩子》是余华的处女作，但在该书的“余华创作年谱简编”这一部分，编著者又将《第一宿舍》放在了《疯孩子》的前面，前后有所矛盾，难以确定编著者在该问题上的真正态度。但作为该书编著者之一的高玉在其另一篇考察余华的早期阅读和创作活动的文章中写道:“余华的创作还有一个被忽略的时期，那就是早期创作，时间上大致可以从1983年初开始(这一年余华在《西湖》第1期发表“处女作”《第一宿舍》)，到1987年初结束，即余华在《北 京文学》第1期发表他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止，前后约4年。”36 由上可见，高玉在余华的处女作这个问题上所持观点当为《第一宿舍》。洪治纲在其所著的《余华评传》一书的附录“余华生平年表”1983年部分这样表述:“1月，在《西湖》第1期发表短篇小说《第一宿舍》，系处女作。”37 在张健任主编、张清华任卷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第五卷(1976.10—1984.12)》一书中，编著者写道:“(余华)1983年1月在《西湖》第1期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第一宿舍》。” 38

笔者对刊载余华的《第一宿舍》的《西湖》1983年第1期进行查阅后发现， 在《第一宿舍》的文末附有余华的简介:“(余华，男，22岁，在海盐县武原镇 卫生院工作。本文是处女作。)”从该简介中余华发表作品时的年龄“22岁”及“在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工作”的描述来看，《第一宿舍》的作者余华与《星星》《十八岁出门远行》等作品的作者余华为同一人。高玉、洪治纲等研究者认 为《第一宿舍》是余华的处女作当一定程度上根据的是《西湖》1983年第1期上的 《第一宿舍》文末标注的余华简介。此外，余华在2006年末与张清华的那次对谈 中也曾表示:“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第一宿舍》发表于《西湖》83年第1期， 我获得第一个文学奖的作品《星星》发表在《北京文学》84年第1期，我真正的 写作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发表在《北京文学》87年第1期。” 39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疯孩子》《第一宿舍》分别刊载于《海盐文艺》 (1983年度)和《西湖》1983年第1期，但《疯孩子》的见刊时间要比《第一宿舍》的见刊时间晚很多。《海盐文艺》时为海盐县文化馆自办的内部交流刊物， 没有刊号，没有定价，且因缺乏稳定的办刊经费及稿件来源导致《海盐文艺》的印刷时间不定，如《海盐文艺》(1983年度)的封底印有“编辑:浙江海盐县 文化馆印刷:浙江海盐县印刷厂一九八三年八月”。《疯孩子》虽发表于《海盐文艺》(1983年度)，但印刷时间已迟至当年8月。当时，《西湖》为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公开发行的月刊，固定于每月5日出版，定价0.3元。由此来看，《第一宿舍》的见刊时间为1983年1月5日，早于《疯孩子》见刊的1983年8月。

综合以上几种资料来看，余华发表在《西湖》1983年第1期的《第一宿舍》 应为其处女作，但笔者对此仍有疑虑，虽然余华已明确表示《第一宿舍》是他 “第一个短篇小说”，但他对其处女作有不止一种表述，或存在另有作品在《第一宿舍》之前发表的可能。本着求真务实的考据精神，笔者曾数次到余华长期生 活过的浙江海盐寻访。笔者在海盐县文化馆发现多种与余华相关的材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海盐县文化馆编印的《作品年鉴》与1985年停刊前的几册《海盐文艺》，笔者也正是凭此在余华的处女作问题上另有发现。

经笔者查阅，海盐县文化馆于1980年代所编印的《作品年鉴》中明确记录有 余华早年作品发表情况的共有6年5册，分别为1982年度、1983年度、1984年度、1985年度、1986—1987年度。在海盐县文化馆1982年度的《作品年鉴》中，清晰 载有“★第一宿舍(小说)余华 《海盐文艺》”的存目信息。而海盐县文化馆恰藏有1982年度的《海盐文艺》(《海盐文艺》1982年只编印1期)，笔者发现该年度的《海盐文艺》刊有署名“花石”的短篇小说《第一宿舍》。笔者对此进行 拍照取证，后将《海盐文艺》(1982年度)上署名“花石”的短篇小说《第一宿 舍》与《西湖》1983年第1期上署名“余华”的短篇小说《第一宿舍》比较阅读后发现，两篇小说仅在局部上略有不同，但主要内容是一样的。笔者于2020年10月 12日在浙江海盐对余华进行过一次采访，余华在访谈中对笔者明确表示《海盐文艺》(1982年度)刊载的署名“花石”的《第一宿舍》确系他最早发表的作品。由此可知，发表在《西湖》上的《第一宿舍》是余华以发表在《海盐文艺》上的《第一宿舍》为底本进行修改后的另一版本，“花石”即余华于1982年时使用过的笔名无疑。这一发现的价值在于不仅将余华开始发表作品的时间由此前研究者 所认为的1983年向前推至1982年，余华的处女作虽还为《第一宿舍》，但非1983 年《西湖》上的版本，而是1982年《海盐文艺》上的版本，还确认了余华曾使用 笔名“花石”的事实。

三 余华曾使用过的笔名考议

李立超在《小世界与出门远行——新发现余华小说、散文考论》一文中根据其发现的一些材料得出“‘寒冰’系余华之笔名”的结论，并表示“关于余华笔名的发现算是笔者将海盐县文化馆藏《作品年鉴》里的存目落实到具体刊物、具体文章过程中的一个意外惊喜”。40 但笔者认为，根据已有材料，尚不足以确证 “寒冰”为余华曾使用过的笔名。

据笔者的考证，目前可以确定的余华曾使用过的笔名只有“毕献文”和“花石”。“毕献文”是余华于1976年冬参加浙江省海盐中学的“学军”41 活动期间主编《学军快报》时所使用的笔名，“花石”则是余华在《海盐文艺》(1982年度)上发表《第一宿舍》时所使用的笔名，余华使用这两个笔名都是有一定的缘由的。

1975年9月至1977年7月，余华曾在浙江省海盐中学高中部(现海盐高级中 学)就读。高中两年期间，何成穆老师一直担任余华所在的二班的语文老师，余华后来回忆说:“他是我在中学时教授我语文最长的老师，因此他给予我的鼓励 也是最多的。那是我在海盐中学最愉快的日子，何老师虽然不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可是在心里我一直把他作为我高中时的班主任老师，直到现在我仍然这样想。我觉得何老师信任我理解我，这是最重要的。”42 何成穆老师曾任命余华为二班的语文课代表，后来余华在与洪治纲的一次对谈中表示:“进了高中以后，当时高中不就两年嘛，语文老师是何成穆。他使我一生中第一次‘当官’了—— 让我做语文课代表。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也是我迄今为止做得比较大的‘官’ 了。”43 据何成穆老师的表述，他之所以让余华担任语文课代表，是因为他关注 到了余华在语文方面的才华，“学校课间休息时，余华常常背靠着窗框，坐在二楼教室的窗台上，向簇拥着他的同学们讲故事，场面很是热闹”，“不仅余华的同班同学喜欢听他讲故事，隔壁班的同学也常闻声而来听他讲故事。余华坐的是自己班的窗台，他在班级中的座位是最后一排，离门口最近，一般上课铃一响，他很快可以回到自己座位上，但是一班、三班、四班的同学还要立即赶回去，甚 至有时候还发生上课铃打响了但余华的故事还没讲完的情况，其他班的同学回去上课肯定是要迟到了”。44 为此，何成穆老师特向余华和那些同学告知需注意时间，不要影响正常上课。但何成穆老师却因余华给同学们讲故事这件事对他有着 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余华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很强，还喜欢看书、看大字报，收集信息的能力也非常强，加上有一定的叙述才华，因此学生们都喜欢听他讲故事，久而久之余华在学生群体中也就很有威望了”。在何成穆老师看来，余华是一位“非常称职”的语文课代表，“协助语文老师收发作业、反映同学意见建议、传达老师布置的任务等等，他都做得游刃有余”。另外，余华的写作才华在高中期间就开始有所展现。当很多同学在写作文的时候写一千字都很困难的时候，余华常将作文写到两三千字，一个学期下来写七八篇作文就将一本作文簿用完了。何成穆老师常将余华的作文当作范文来读，这给余华很大的自 信。45 这或可理解为余华后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一大原因，“我之所以后来 从事写作的职业，是因为还在海盐中学读书时就建立了写作的自信，这样的自信是老师给予我的......而对一位学生来说，老师的信任和鼓励比什么都重要，老师的批评也同样如此”46 。

 1976年冬，海盐中学高中部曾组织200余名师生去海盐县澉浦镇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学军”，开展体能训练等军事化教育。余华后来也曾撰文回忆其“学军”的经历，“学工就是让我们去工厂做工，学农经常是去农村收割稻子，而 我们最喜欢的是学军。学军就是学习解.放军，让我们一个年级的孩子排成队行军，走向几十里路外的某一个目的地。我们经常是天没亮就出发了，自带午 餐，到了目的地后坐下来吃完午餐，然后又走回来，回家时往往已经是天黑了”47 。“学军”期间要出《学军快报》，以鼓舞师生们的“士气”。当时何成穆老师为余华所在年级的年级组长，他根据此前对余华的观察，并考虑到余华在写作上的才华，便让余华发起成立了“宣传鼓动组”，任命余华为《学军快报》的学生主编，负责这份军训小报的写稿、编辑、油印、分发等工作。48 余华后来在与洪治纲的对谈中回忆这段经历时说:“然后(何成穆老师)让我招一个助手，我就招了当时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叫姬汉民，然后又招了一个会用蜡版刻字的，叫朱学范，我们三个人占着一个小房间。每天，主要是我和姬汉民两个人写稿，当然我们也让其他一些同学帮着写稿， 然后我们修改一下，在《学军快报》上发表。朱学范负责刻字，用油印机 印刷，每天一张。”49 余华负责的这份《学军快报》赢得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学军”结束后，余华还被评为积极分子。

余华在与洪治纲的对谈中还表示:“因为自己的文章太多，我当时还用了一个笔名，叫毕献文，这也是我到现在为止唯一一次用过的笔名。”50 从“毕献 文”这一笔名的字面来看，可作“毕生献给文学”的简称来理解，从中可看出余华当时对文学的热情。我们应注意到余华使用该笔名的背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余华在自己主编的《学军快报》上发表的作品“太多”，才决定使用笔名“毕献文”的，但据已有的材料来看，“毕献文”并非如余华所言是“唯一一次用过的 笔名”。

1982年6月12日，余华完成短篇小说《第一宿舍》的创作。51 同年11月，该小说署名“花石”发表在《海盐文艺》(1982年度)“头条”。而后，余华对《第一宿舍》进行修改后向《西湖》投稿，该小说后又署名“余华”发表于《西湖》1983年第1期。笔者通过对两个文本的比较阅读后发现《西湖》上发表的《第一宿舍》仅是对《海盐文艺》上发表的同名小说的局部修改，且修改并不大，这是笔者认为“花石”是余华使用过的笔名的第一种佐证，余华在接受笔者的访谈 时向笔者表示“花石”为其曾使用过的笔名可视为第二种佐证。此外，笔者还找 到“花石”为余华使用过的笔名的第三种佐证。笔者曾于2020年8月先后两次到 浙江省海盐县于城镇鸳鸯村对在1980年代与余华有较多通信往来的海盐作家俞士 明进行访谈，笔者在俞士明处除阅读了余华于1985年至1987年写给他的十三封信外，52 又发现了几册于1980年代印刷的《海盐文艺》，其中就有1982 年度的《海盐文艺》。笔者当时看到目录上《第一宿舍》及作者“花石”的信息，特意向俞士明求证《第一宿舍》的作者“花石”是否就是余华?俞士明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对余华的这篇《第一宿舍》有着特别的印象，并向 笔者讲述了他有关该小说的记忆。1982年度的《海盐文艺》上共刊载了8篇小说，其中除了余华署名为“花石”发表的短篇小说《第一宿舍》外，还有俞士明署名为“沙地”的短篇小说《晨雾悠悠地流动》。因与余华在同一期 《海盐文艺》上发表了作品，所以俞士明对该期《海盐文艺》的印象格外深刻，并向笔者表示“当时我们使用的都是笔名”，这可作为“花石”即余华使用过的笔名的另一种佐证。

李立超在《小世界与出门远行——新发现余华小说、散文考论》一文中“新发现”的“寒冰”是否为余华于1980年代除“花石”外所使用过的另一笔名呢? 笔者在此问题上存疑，并认为李立超认为“寒冰”为余华的另一笔名的几种依据 皆存在不同程度的漏洞，“寒冰”为余华笔名这一定论是无法坐实的。

(一)海盐县文化馆自编的《作品年鉴》中的存目信息。李立超发现《作品年鉴(1986—1987)》将署名为“浙江 寒冰”的小说《小镇很小》罗列在余华于1987年发表的作品信息中，这是她之所以判定“寒冰”为余华笔名的重要依据。笔者也曾接触到海盐县文化馆于1980年代编印的几本《作品年鉴》，在《作品年鉴(1986—1987)》中也看到了编者将《小镇很小》一文整理在余华名下的记录，但该条目信息为“小镇很小(小说)余华《萌 芽》97·11”。实际上，署名“寒冰”的《小镇很小》发表于《萌芽》1987 年第11期，这里的“97”显然是编者在汇编时的失误。在海盐县文化志编纂 委员会编、胡永良主编的《海盐县文化志》一书中，编者也将《小镇很小》汇编在余华1987年发表的作品名录中，笔者将《海盐县文化志》与海盐县文化馆编印的《作品年鉴》进行比较阅读后发现，二者存在高度重合，《海盐县文化志》一书对海盐作家发表作品情况的梳理所参考的资料应就是海盐县文化馆编印的《作品年鉴》。因无法排除编者误记的可能，无论是海盐县文 化馆编印的《作品年鉴(1986—1987)》，还是李立超未曾提及的《海盐县文化志》一书，均不能视为《小镇很小》就为余华所写、“寒冰”就为余华的笔名的有力证据，尚需要其他资料进行佐证。

(二)余华的友人蔡东升关于余华早期作品《疯孩子》的回忆。李立超对此特意在《小世界与出门远行——新发现余华小说、散文考论》一文的注释5中作了补充说明，她在该注释中写道:“在一篇余华青年时代友人回忆他的报道 中，该友人蔡东升曾回忆余华是用笔名‘石花’(本为“花石”，笔者注)发表 了《疯孩子》，但经笔者查验，《疯孩子》发表在《海盐文艺》上时用的是本名 ‘余华’，但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出余华有使用笔名的习惯。见王争艳《写小说的 小吃店主和余华的故事》，《南湖晚报》2006年5月16日。”53 王争艳时为嘉兴《南湖晚报》驻海盐县的记者，她在《写小说的小吃店主和余华的故事》这篇文章中写道:“1983年，《海盐文艺》出刊了，余华发表了《疯孩子》，蔡东升 发表了《难忘的三八线》。他们都用了笔名。余华叫‘石花’，蔡东升叫‘笛清’。”54 笔者通读了王争艳的这篇报道，从该报道中很难看出有关余华与蔡 东升笔名的表述是蔡东升的回忆，还是记者王争艳个人整理，其本身便缺乏足够的可信性。此外，笔者曾于2020年10月11日在浙江海盐与蔡东升有过一次约两个小时的对话，蔡东升在对话中明确告诉笔者王争艳所写的那则对他的报道 中的很多信息是对她所搜集到的一些信息的整理与综合，很多话非蔡东升的原意。蔡东升还告诉笔者在海盐的诸多作家中他对余华的早期创作情况是比较熟悉的，他只知道余华曾使用过笔名“花石”，在他的记忆中余华并没有使用笔名的习惯，更没听说过余华曾使用过笔名“寒冰”。

虽然李立超经过查证指出了王争艳在《写小说的小吃店主和余华的故事》一文中关于余华以笔名“花石”发表《疯孩子》的不实之处，但仅凭一段不足信 的回忆能否得出“从这段回忆可以看出余华有使用笔名的习惯”的结论是有待商榷的。笔者从目前所掌握的各种资料来看，余华自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后，可确定他曾使用过的笔名只有“花石”，余华使用笔名“花石”发表的作品只有《第一宿舍》，仅凭此孤例是很难确证“余华有使用笔名的习惯”的，以这一可能的 “习惯”来反证“寒冰”即为余华的笔名也难以坐实。

余华在2006年末与张清华的那次对话中曾谈及其发表在《西湖》1983 年第1期上的《第一宿舍》，当时张清华问余华:“是用‘余华’这个名字吗?”余华表示:“是啊，当时我还想过用笔名，后来还是改了。想到好不 容易发表了小说，人家还说不是你的，所以最后没有用笔名。”55 从余华的表述来看，1982年底他向《西湖》投稿时，显然是考虑过使用笔名的，从 发表时间上推测，余华当时考虑使用的笔名极有可能就是在《海盐文艺》上 发表《第一宿舍》时所用的笔名“花石”。当时，余华对以本名还是笔名发 表作品的考虑实际且简单，“想到好不容易发表了小说，人家还说不是你的”，这可视为余华没有继续使用笔名“花石”而是使用本名在《西湖》上 发表《第一宿舍》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笔者看来，余华最初之所以于1982年使用笔名“花石”在《海盐文艺》上发表《第一宿舍》，其最主要的考量应是初尝试写作时不自信的表现，但当其小说被“正式”的刊物《西湖》刊用，这无疑给了刚走上创作之路的余华以很大自信，成名心切的余华也就没有再使用笔名发表作品的必要了。

(三)余华曾在《萌芽》1986年第1期上发表过短篇小说《三个女人一个夜晚》的经历及次年署名“浙江 寒冰”的小说《小镇很小》也发表在《萌芽》上的事实。余华确曾在《萌芽》1986年第1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三个女人一个夜晚》，但使用的是本名，《小镇很小》的作者署名也确有“浙江 寒冰”的字样， 李立超继而联系《作品年鉴(1986—1987)》将《小镇很小》列于余华作品名录的记载，凭此认为“《作品年鉴》与《萌芽》之间构成了互证”，并以之视为 “寒冰”即为余华笔名的理由之一。

笔者认为，《作品年鉴》与《萌芽》之间是否能够构成有效的“互证” 也是值得商榷的。对李立超将“寒冰”认定为余华笔名的三种依据进行剥析可发现，她推断“寒冰”为余华笔名所依据的核心材料只是《作品年鉴 (1986—1987)》中短短数字的条目信息记录，第二、三种依据可说是“浮”在《作品年鉴(1986—1987)》这一依据的表面的。李立超在撰文过程中似乎忽略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如果海盐县文化馆所编印的《作品年鉴(1986—1987)》汇编存在失误，将署名“寒冰”的两篇作品误记在余华名下的话，那么她将“寒冰”推定为余华的笔名的这三种依据都将不成立。一旦《作品年鉴(1986—1987)》被证明是有问题的，第二、三种依据将不攻自破。笔者认为，海盐县文化馆所编印的《作品年鉴(1986—1987)》 本身并不具备权威性，其汇编过程中存在着难以想象的疏忽，如《作品年鉴 (1986—1987)》中将《小镇很小》的发表情况记录为“《萌芽》97·11” (《小镇很小》实际发表于《萌芽》1987年第11期)便是疏忽之一，这样的 误记无疑降低了《作品年鉴(1986—1987)》的可信性。即便没有此误记， 海盐县文化馆所编印的《作品年鉴》也只能作为一种了解地方作者创作情况 的参考文献，是不能作为考证“寒冰”即为余华笔名这一问题的权威材料进 行解读的。

余华于1982年使用笔名“花石”后，未见其再使用“花石”或其他笔名发表作品的记载。如果将“寒冰”为余华的笔名视为一种可能，余华何故 会在1986年时还用本名在《萌芽》上发表作品，却在1987年时突然使用笔名 “寒冰”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作品了呢?此外，余华于1987年以本名在《北京 文学》《收获》《东海》等刊物上发表了5篇小说，又何故于在该年度突然使用笔名“寒冰”发表了《小镇很小》呢?这其中缺乏足够让人信服的理由以及有说服力的证据。

2019年4月前后，笔者在阅读由海盐县文化志编纂委员会编、胡永良主编的《海盐县文化志》一书时就发现该书中的“表2-1 1974~2006年在省级以上 发表、出版、获奖(部分)文学作品一览”将《小镇很小》和《阿凌死后》 两篇陌生的作品列入余华于1987年发表的作品中。56 笔者经查阅发现这两篇小说的作者都署名“寒冰”，当时就心生疑问，“寒冰”是否为余华的另一笔名?但经多方查证，也未能检索到“浙江 寒冰”这位作家的相关信息。最后，不得已向余华本人询问求证。需说明的是，对一些研究者而言，确证一些文学史实最好的途径或许是直接向作家本人求证，但笔者不认为如此。笔者始终认为文学考据所依赖的是坚实的史料，在所有的研究材料中，作家本人的表述(日记、书信、访谈、随笔等)或许是最具权威性、最具可信性的，但对其表述也不能毫无置疑地轻信、全信。如果在某一疑问产生之初就直接向作家本人询问，固然是一条所谓的“捷径”，但多少会被作家的表述影响自己进一步的判断。于笔者而言，向余华本人求证实在是不得已的做法。2019年4月17日，笔者就“寒冰”这一笔名问题经浙江师范大学的高玉教授向余华求证，余华很快回复了信息，当时余华在回复中明确表示:“这两篇不是我的作品。正式发表的作品没有用过笔名，毕献文只是在上中学时，有一次学军活动中的几期油印刊物上发表时用过。我是这个油印刊物的学生主编。我们的语文老师只是挂名，实际是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做的。” 57

笔者在上文中写道余华曾于1982年使用笔名“花石”在《海盐文艺》(1982 年度)上发表过《第一宿舍》，但余华却在此表示“正式发表的作品没有用过笔名”。两种表述是否矛盾关键在于怎么判定“正式发表的作品”，即发表在《海 盐文艺》上的《第一宿舍》是否为余华所认为的“正式发表的作品”，余华早年发表的几篇作品篇首或篇末对余华的“简介”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参考。

在《海盐文艺》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第一宿舍》经修改后以“头条”形式发表于《西湖》1983年第1期，篇末附有余华的短介:“余华，男，22岁，在海盐县 武原镇卫生院工作。本文是处女作。” 58

短篇小说《星星》以“头条”形式发表于《北京文学》1984年第1期“青年作者小说散文专辑”，篇末有余华的“作者简介”:“余华，男，现年23岁，在某卫生院工作。83年开始发表小说。这是他发表的第三篇作品。” 59

短篇小说《美丽的珍珠》在《东海》1984年第7期发表，篇末有余华的“作者简介”:“余华 男，二十四岁，浙江海盐人。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现在海盐县文化馆工作。一九八三年起发表作品。已在《西湖》、《青春》、《北 京文学》等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多篇。本刊今年五月号上已发过《男儿有泪不轻弹》。” 60

短篇小说《男高音的爱情》在《东海》1984年第12期上发表，篇末有余华的 “作者简介”:“余华，男，1960年生，1977年浙江省海盐中学毕业。现在海盐县文化馆工作。1983年起发表作品。已在《西湖》、《青春》、《北京文学》及本刊等发表小说十余篇。” 61

短篇小说《车站》发表于《西湖》1985年第12期，在小说的首页有余华的照片及“作者简介”:“余华，男，二十五岁。一九八三年起开始发表小说，其中《星星》获一九八四年《北京文学》奖。现在海盐县文化馆工作。” 62

以上五则“作者简介”是笔者搜集到的余华在1987年前所发表作品中的全 部简介，并未有选择地展示，以上五则简介的共同点之一为余华都将其开始发表 作品的时间表述为1983年。笔者认为，余华之所以如此表述与《海盐文艺》和《西湖》这两个刊物的“性质”相关，《海盐文艺》为海盐县文化馆编印的内部交流材料，非“正式”刊物;而《西湖》是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 有固定刊号和定价、面向全国每月定期公开发行的“正式”刊物。这样看来，余华所说的“正式发表作品”当指的是在类似《西湖》这样的“正式”期刊上发表作品。余华虽使用笔名“花石”在《海盐文艺》上发表了《第一宿舍》，但未将该作视为“正式发表的作品”，故而他的“正式发表的作品没有用过笔名”的表述并无不当之处。

2020年10月12日，笔者在对余华进行采访时，还请余华阅读了《萌芽》1987年第11期上刊载的署名“浙江 寒冰”的小说《小镇很小》。余华在阅读该文之后向笔者明确表示“这不是我的小说”，“寒冰”也不是他的笔名。此外，余华还向笔者表示，他在《萌芽》上仅发表过《三个女人一个夜晚》一篇小说，如果他前后两年在《萌芽》发表了小说的话，他是不会记不得的。据余华的表述，“寒冰”不是他的笔名，署名“寒冰”的《小镇很小》 和《阿凌死后》也非其作品，那么《作品年鉴(1986—1987)》的编者将《小镇很小》和《阿凌死后》这两篇署名“寒冰”的小说整理为余华的作品暂时只能解释为尚不明其因的误记，《海盐县文化志》中的相关表述极可能 是受《作品年鉴(1986—1987)》中表述的影响。因此，仅凭现掌握的几种 材料是无法得出“寒冰”为余华笔名的结论的。

另外，笔者在阅读署名“寒冰”的《小镇很小》和《阿凌死后》的原刊时 发现，《小镇很小》一文没有责任编辑的信息，《阿凌死后》一文的篇末却有 “责任编辑:徐培”的字样。余华曾于1980年代在《西湖》发表过《第一宿舍》 《“威尼斯”牙齿店》《车站》等多篇作品，这几篇作品的责任编辑均为徐培 (本名徐培培)，笔者认为从责任编辑处或可了解到有关“寒冰”的信息。2021 年1月19日，笔者曾到杭州《西湖》杂志社探访有关“寒冰”身份信息的材料。《西湖》副主编程思新及编辑部主任游离(游宗杰)向笔者表示自1980年代至今，《西湖》杂志社几经搬迁，早年的大量资料没能保存下来，类似稿签单、作 者身份地址之类的纸质记录更是无从查询。当程思新副主编得知《阿凌死后》一文的责任编辑是徐培培女士后，表示他可电话联系上徐培培女士。徐培培女士年近八旬，但思维清晰、表达流畅，她在电话中说余华在1980年代向《西湖》的几 篇投稿都是经她之手编辑的，在她的记忆中余华从未以任何笔名在《西湖》上发表过作品，并表示余华在1987年时还向她寄过文稿，63 她对此仍有印象，坚称余华在1987年是不可能以“寒冰”为笔名发表《阿凌死后》的，但“寒冰”是谁她已回忆不起来。

虽然余华本人和徐培培女士都明确表示《阿凌死后》的作者“寒冰”并非余华，“寒冰”非余华笔名似乎已有定论，但笔者认为并不完全排除作家因惜名而不愿承认这两篇小说实为其作品及责任编辑的回忆有误的可能性。最有效力的材料就是能够确认《小镇很小》《阿凌死后》的作者“浙江 寒冰”的真实身份，但笔者通过种种渠道尚没能确认“寒冰”的身份信息，甚是遗憾。

对作家笔名的考证、佚文的发现在文学研究中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价值，对某一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有时甚至能够起到“革命性”的推动。文学考据固然 需要也允许有大胆的推断，这往往是考据有所突破的精神动力，但这种推测肯定 是要建立在坚实的材料的基础之上的，有几分材料就说几分话，容不得半点想当然的成分。于考据者来说，任何时候，他人甚至是作家本人的表述都不是充分可信、完全无误的，只能作为考据时的一种参考，而不能盲目轻信、视若权威，因为记忆有因时间逐渐久远而渐趋模糊甚至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可能，我们需要通过 种种途径搜集更多更具说服力的材料为自己的论述加以补充和佐证。唯有如此，对当代作家作品的考据才会迎来健康且持续的发展。

（本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