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江苏：读《文城》，想起“荒原狼”的一瞥

读《文城》，想起“荒原狼”的一瞥

黄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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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文城》，深感有些情节不合逻辑，不合常理。例如小说开始不久，林祥福结婚当天，带着田氏五兄弟去城里打酒，居然半天未归，将宾客抛在脑后，在城里喝得烂醉。明明是熟读诗书的林祥福，与忠于职守的田氏兄弟，何以办事如此不周？这多少显得与人物性格不符。再比如，小美第一次离开，林祥福应该是认为她迷了路，对于一个深为他疼爱的异乡女子，在陌生之地彻夜未归，林祥福居然毫不担心，不去寻找，也显得很不合常情。这类破绽此外还有，例如小美回来以后，明明很恐惧再失去她的林祥福，居然不追问此事的来龙去脉、个中蹊跷，以绝后患，而是囫囵放过，毫不警惕，这样的处置难以让人信服。林百家被送到上海中西女塾，在那度过了三年，给陈耀武写了无数的信，却没有给父亲的只言片语，至少是小说中毫无交代，这有悖于父女深情。田氏兄弟收到信以后，来接林祥福回家，其大哥在路上病逝，他们居然不悲恸，也不考虑死者为大，先行安顿，还带着尸体长途跋涉，也有点不合人伦。

此外，《文城》有的情节显得虎头蛇尾。最典型的是，围绕着林百家，小说安排了三个年轻男性出场，即顾同年、陈耀武、李副官，让人以为此中会发展出左右牵扯、销魂断肠、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谁知道这样的阅读期待，在后面完全没有得到呼应，这让前面埋下的情感萌芽显得莫名其妙。李副官许下要做大英雄，让林百家落难时随时来投的豪言壮语之后，就没再出现；陈耀武自从与林百家分开之后再无情愫。最可笑的是顾同年，小说描摹了他极度的浪荡无-耻，让人为林百家和他的定亲捏了一把汗，但在今后跨越几年时间的小说篇幅里，他再也没有出现，也没有提到两边的仁义公正、法度庄严的家长对他劝诫教导，为他们的婚事操心。也许作者也突然意识到了疏忽，于是仓促地给他安排了个突兀的命运结局，他被拐卖到澳洲做苦工去了。一个之前戏份极多、活蹦乱跳的角色，毫无预兆地突然被扔出了舞台，我完全看不到背后的剧情逻辑——难道是为了表现他的浪荡无-耻报应何速？无论怎样，我总觉得这样的写法非常草率、随意。这样的感觉在林祥福的死，以及陈永良为他报仇的情节中，也有浮现。到后面，小说的写作就像按下了快进键。本来抱着观看“大片”的期待感，但却像是看到了网络游戏倍速突进的画面，陈永良与张一斧各自招兵买马、训练备战，耗费了几百字，然后就快意恩仇，胜负分明。这样的简单的杀戮之后，能给读者什么文学的余味？

如果不“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以上所说，也许是我愚钝迂拙，没有准确理解作品。但与朋友交流，居然也得到一些共鸣，于是觉得也不无聊述一得之愚的必要。如果这些质疑也有几分道理，那么作为名作家的余华，为何会考虑不到呢？虽然是时隔八年才推出新作，可是《文城》却没有显示出仔细推敲和精心打磨的迹象，反而像是拖延久了仓促交稿。后来我看到丁帆写的评论，认为《文城》的有些情节是留下了想象空间，也许会发展成“三部曲”^[1]，如果真的有此不为普通读者所知的作家创作上的隐情，倒还勉强让人容易释怀一点。

2

《文城》有着深刻的主题吗？好像也没有。通观全书，只看到平平淡淡的故事。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候的演说，“讲故事的人”^[2]，难道已成了作家普遍的自我定位？诚然，小说家的基础是讲故事的人，然而这不意味着他可以撇弃思考的责任，拒绝思想者与知识分子的使命。这应该是一份与文学的契约，不该随便背弃。

在《文城》里，我看到的都是浮光掠影的叙事，几乎没有停下来思考的部分。当然，如果读过《活着》《兄弟》等作品，对此也不会意外，轻快的叙事俨然成了余华长篇小说固有的风格。然而，小说是否可以只讲故事，思考完全成为读者的事，主题只能等待批评家帮忙挖掘和建构？福楼拜诚然说过，作家不该在作品中露面，如同上帝不会在自然界现身，但这不能成为作家不作为的借口，其实福楼拜也说过作家在作品中“其存在处处能感到”^[3]。如果作家与读者完全各司其职，如同公交车司机与乘客，到站即分道扬镳，那种心灵沟通的价值、契合与共谋的愉悦，又何从体现呢？

在《文城》中，我也看到了对中国人生存苦难的展示。天灾人-祸，交相攻伐，许多人如蝼蚁般生存。龙卷风、雪冻，让人死于非命。战火匪乱，“兵过如梳，匪过如篦”，更造成血流成河。一个受过人文精神濡养的读者，对此自然会有哀矜悲悯、愤慨反思。但是余华在写到某些片段的时候，却不一定有类似的沉思。例如写北洋军之恶，余华极尽能事，却显得缺乏必要的节制。北洋军放纵兽-欲，放过了良家妇女，却没有把妓院的女子当作人，余华写他们在妓院门口排成长龙，排到深夜。字里行间，已经不是早年先锋小说时期那种“零度叙事”，冷峻地书写暴力奇观，实际上暗含着批判，反而显得尽是戏谑、调笑，沉浸在荒唐的闹剧中，起哄围观。就像《活着》里面，福贵把胖妓-女当马骑，招摇过市；《兄弟》里，李光头偷窥屁-股，办“处美人”大赛，余华兴致勃勃地写作这些片段时，是不是不自觉地透露了某种隐微的恶趣味？在批判和控诉土匪的罪恶时，余华的笔锋似乎也有些过火。张一斧集结起五十来个土匪，在齐家村烧杀奸掠，杀死了两百四十多人，兽行令人发指，简直直逼大魔王张献忠屠蜀，不知是民国匪患真的如此暴烈，还是余华在刻画时有点为暴力而暴力了。某些时候，例如写土匪为强-奸妇女的争夺打斗时，小说还是不自觉地流于戏谑。面对这样非人间的惨剧，余华的态度似有点过于轻飘。

当然不是说《文城》一无是处，它比较打动我的，是书写小美当童养媳那个部分。从较为宏大的故事讲述，转向个体命运的刻画之后，余华的笔触变得真诚细腻灵动起来。一个衣不蔽体的贫家女孩，对一件蓝印花布衣裳的喜爱与向往，就像是在贫瘠粗粝的土壤中挣扎的生命，突然遭逢到精致美味的琼浆玉液的浇灌，那种从内到外油然的喜悦与珍赏，却不得不遭受家长（婆婆）威权的打压与揉搓，生命的雏菊就在这样的规训与揉捏中，回归于泥土般的板结、拘谨与黯淡，这个过程极其让人心疼。也在这疼痛之后，会心的读者将生发出对压制生命的独立、自由和灵光的威权体制的厌恶与反抗。余华在这一部分写得比较成功，他不是从单一的向度去写这件事，他也写出了小美的婆婆身上的复杂性，她不是一味地霸凌与欺压，她也用将小美培养成下一个自己的“善意”，表达着特有的“爱护”。在这个部分里，余华不动声色地传递出了文学应有的态度。

除了展示人的兽行与腐朽的制度造成的世间苦难，《文城》也着力写出人间的温情。这也成了余华的一块招牌，余华小说的一贯风格。《在细雨中呼喊》写在一个父范缺失的世界里,子辈试图通过相互拥抱来抵御荒寒,手牵着手在恶世中自救,彼此的情义如同贫瘠岁月里的一份厚礼,荒漠人生中的一泉清凉,黯淡尘世中的一线亮光。在那以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都有着力渲染的感人篇章。阎连科在分析余华的成功时曾说：“余华小说中的暖意的悲悯，疼痛中的抚摸，这正符合我们传统的阅读习惯。”[4]实在是身为同行的犀利之见。这是余华在先锋小说之后魅力不减、声名日盛、占领庞大的读书市场份额、感动无数心灵的不二法宝。

《文城》写了小美与阿强之间不离不弃的夫妻深情，林祥福与陈永良患难与共的兄弟之情，林祥福与田大之间忠肝义胆的主仆之情，林百家与陈耀武起初时两小无猜的兄妹之情，极力突出这些人物身上的仁义。这当然很有意义，别尔嘉耶夫曾说：“真正的思想方向在于相信善的力量要多于相信恶的力量，相信上帝要多于相信恶魔。由此世界上生长出善的力量，并由善的情感滋养。”[5]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太醉心于表现荒诞离奇的中国现实了，对腐败与堕落的揭示，对自私与诈伪的鞭挞，要远多过对爱与信仰的表现，我们的文学中，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圣徒形象，少有雨果作品读后那种崇高的荡气回肠。路遥《平凡的世界》、余华《活着》这些清浅却温情之作的畅销、长销，似乎正是出于这种症候的逆向反弹。余华似乎也看出了这一点，从而瞄准这个方向用力，他在《活着》的序言中说：“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6]

这样的理想无疑很美好，让人钦佩。然而问题在于，如何写出“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余华笔下的人物，从《活着》的福贵开始，就有着符号化、扁平化的倾向，很少能呈现得复杂、立体，写出黑塞的《荒原狼》里说的：“一个人是由千百层皮组成的葱头，由无数线条组成的织物”，更没有揭示出“没有一个人是纯粹的单体，连最天真幼稚的人也不是，每个‘我’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一个小小的星空，是由无数杂乱无章的形式、阶段和状况、遗传性和可能性组成的混沌王国”^[7]那种感觉。就《文城》来说，这里面人物的性格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固定的，黑白分明，张一斧、顾同年有多坏，陈永良、李美莲就有多好。前者坏到嗜血、好色如命，后者好到把自己的亲生儿子献给土匪去当替代毫无踌躇，陈永良为了救出顾益民，丝毫不忌惮张一斧可能对家人和村民报复的淫-威。这样天然的良善，不是绝无可能，但反复地简单书写，就太刻意和生硬了。余华还有个反复出现的喜好，就是写底层人那种拙朴的示好，例如《文城》中的田氏兄弟，在迎接林祥福还乡路上的对话：

田五在前面说：“土匪不怕人怕鬼。”

田三听了不高兴，他说：“大哥怎么就是鬼了。”

田五说：“人死了就是鬼了。”

田三说：“大哥死了不是鬼，是死人。”

这样的对话，真是孩子气、傻气到了极点，真像是身体壮实头脑简单的巨婴。可就是他们，对林祥福忠心耿耿，不惜肩扛手抬、做牛做马，也要让林祥福的遗体叶落归根，真可谓一诺千金，义薄云天。可是，这样头脑简单的义气，如何具有普遍性？这样的忠诚，如何能保证不是一种“愚忠”？这样“单纯的美好”，无论如何都还算不上“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反复地书写这类轻巧的温情，时日长久，就会沦为僵硬的策略，刻板的讨好。

3

在“先锋文学三十年研究专辑”中，苏童说他们当年的出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裸奔”，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后来考虑的问题就是要不要穿衣服，如果要，怎么穿、穿什么等等。格非和余华将此解释为，80年代是凭着无畏的勇气写下了那些带有反抗性的“先锋小说”，而之后支撑那种写作的氛围已经消失了，于是只好改弦易辙^[8]。

然而，读《文城》给我的感觉，却是“潮水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似乎先锋小说退潮之后，余华的文学外套也被带走了，内在的苍白逐渐显露出来。先锋小说时期的余华，作品中有对存在境遇的深度思考，哪怕是《西北风呼啸的中午》这样的短篇，也有着极强的隐喻意义，将人生与社会常有的普遍遭遇，那种被逼迫和挟持却求告无门的荒诞，犀利而冷峻地呈现出来。那时的余华，不管是不是因为当时整体氛围的带动，对哲学、文化命题都还有着沉潜的思考，有饱满的探索热情，他因此而获得了极高的赞誉,甚至被认为是“最有代表性的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能使1988年成为中国大陆文学的丰收之年”，还有人称当时对世纪末意识“只有一个天才的心灵敏感地意识到……这个人的名字就叫余华”^[9]。九十年代的三部长篇小说，虽未沿着八十年代的思路继续掘进，而是转向了对世俗人伦温情的回归，对普通人生存法则和生存智慧的肯定，但仍然呈现出极高的辨识度，在读者市场中获得了创纪录性质的成功，为余华以后的作品的传播接受都奠定了极佳的基础。余华的创作一直在变，但却是与八十年代渐行渐远。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两部长篇《兄弟》和《第七天》中,仍然不复有当年思想先锋的锐气，在批评界的反响,也不再是如八十年代那样的普遍赞誉,甚至激起了余华是在为西方读者而写作的质疑之声。到《文城》，也许真的拉响了余华的写作在进入下降趋势的警铃。

当年的“暴力奇观”已经不复心理冲击力，反复经营的温情叙事也显出老套和讨巧，光靠这些招牌不能让读者买账时，余华的创作该怎么走？失去了“先锋”的掩盖，“文学的减法”也做到了尽头，必须回归真实和精细的文学刻画，需要检验作家的思力与内功时，余华交出了怎样的答卷？在我的评判里，《文城》是成问题的，除了前面讲到的那些可能存在的情节破绽，病症也从语言细节不经意地显露出来，例如小说里有句“顾家的酒席方兴未艾”^[10]，这里面的成语就用得并不准确，体现出作家语言功底的可疑。情节、语言应该是文学写作的基本，文学的大厦要宏伟精美，总得先把每一根梁柱立端正、每一块基石夯严实了。笔者在读博士时，曾听一位外籍教师、也是著名的汉学家经常重复一番话，大意是说，如果作家不反复折磨笔下的每一个字，他写下的每一个字就会折磨读者。我想，这或许也是一种写作的德性，每当有所写，都要力求让读者看得舒服、受益，不枉费时光。

《文城》是余华睽违八年后的新作，八年交出这样的答卷，不禁让人会问：这究竟是在沉潜修炼，还是游手好闲？究竟是在仔细打磨，还是拖延不决？这部作品的面世，余华的心里有严格的把关吗？在我看来，不能苛求作品必须成功，也可以谅解作家失去了雄心抱负，但如果一个作家心安理得地交出有明显不足的作品，跟一个奸商拿假冒伪劣产品去牟利，没有区别。一个严肃的作家，应该跟读者、跟历史有一份内在的契约，让读者看到自己的真心，向历史发起尽可能新的挑战，这才是写作的理由；再不济一点，也至少应该爱惜自己的羽毛。当然不是说《文城》就在不爱惜羽毛之列，在跟朋友私下的交流中，我听到对《文城》之不足的另一种理解，就是文坛的大腕们似乎渐渐显露出创作的疲态。这不仅让我想起阎连科所说的“走向谢幕的写作”。如果要谢幕，如何谢幕？阎连科说的是：“倘是生命让我缓气和换气了，那就再继续努力写下去。倘是不让缓气和换气，就此搁笔也亦未可知呢。”^[11]值得提醒的是，真到搁笔的那一天，中国当代作家们是否也能援引那段动人的话来作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12]

4

本文的写作，也是有感于批评的现状。对于《文城》，有些批评家高呼“回来了，回来了”，大加赞赏。这当然也是正当权利，所谓“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细观其言说，却深感过于溢美，由此也折射出当今批评的某种风气。近些年来，对吹捧式批评的批评实际上很多，似乎演化出了一个怪现象：吹捧的批评很猖獗，变着花样上演；对吹捧式批评的批评也很活跃，俨然也是学界共识，可终究是隔靴搔痒，撼动不了什么；吹捧不死，根深叶茂，对吹捧式批评的批评依存对方而繁荣，“俱分进化”，并不时显现出一点被同化的危险，即与前者一样，沦为表演。除此之外的，忠言逆耳、直言不讳的批评，终究较为少见。

这也许不仅仅是文学批评的问题，背后也有着整个时代风气使然，但批评家仍应该反躬自省。曾经有出版商口出狂言：某某的书，“就算里面是白纸，我们把它塑封了也能卖10万册。”^[13]这里面，除了粉丝文化的“威力”，何曾没有“巧言令色”的“吹捧家”们的贡献？有时候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批评家发出为某某“站台”的戏言，我总不禁想，难道批评就是打着“专业”的幌子暗行利益的“勾兑”？这样的文化状况，总让我想起黑塞的《荒原狼》，里面写到在一位名人面对众粉丝演讲的场合，荒原狼向“我”投来一瞥目光。在我看来，这一瞥目光仿佛从黑塞笔下出发，穿越时空，直击中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当下知识界的致命要害：“那是令人难忘而又可怕的目光，对那目光的含义简直可以写一部书！那目光不仅批判了报告人，……那目光与其说是含有讽刺，不如说更多的是伤心，它简直象个无底深渊，包含着绝望无比的悲哀，这是沉默的绝望，……他用这种绝望的目光不仅看透了爱虚荣的讲演者个人，而且讽刺和荡涤了眼前这一场面、听众的期待和情绪和已公布的傲慢的讲演题目……不，荒原狼的目光刺穿了我们整个时代，一切忙忙碌碌、装腔作势，一切追名逐利之举，一切虚荣，一切自负而浅薄的智力的表面游戏——啊，遗憾的是，这目光比仅仅针对我们时代的，我们智力上的，我们文化上的弊病和不可救药还要更深刻、更广泛得多。它直指一切人类的内心世界，它在那仅仅一秒钟的时间里就意味深长地说出了一个思想家、一个可能是智者的人对人生的尊严和意义的全部怀疑。这一目光是说：‘看吧，我们这些猴子!看吧，人就是这样的！’所有学者名流，所有智者能人，所有智慧成果，所有人类庄严、伟大和悠久的渊源都崩溃了，都是一场猴戏！”^[14]

我们能否逃脱“荒原狼”的一瞥？难说，惟愿做点微小的努力而已。

5

上文完成后，友人对第4节提出意见，指出批评最好具体，否则有一棒子打死之嫌。虽然我所谓“吹捧式批评”并非专因《文城》而谈，但友人的提醒仍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于是阅读了更多同行的文章，略述阅读所感。

丁帆和杨庆祥的文章几乎是全盘肯定的，他们某些用词和表述让我瞠目结舌，难以置信，譬如丁帆说的“浪漫史诗”^[15]，杨庆祥说的“在南北合流的叙事中，余华构建了一种民族的共同体想象”^[16]。林培源的文章认为：“《文城》是一部叙事一流的小说，但它和真正‘伟大的小说’尚有距离”^[17]。南帆的文章开头列举了正反两方的意见，此后则围绕小说“回避生活的复杂纹理”这一叙事策略来谈^[18]，近于持平之论。最有趣的是李壮的文章，他的很多观点与我相同，对《文城》颇多直率批评，例如，“以纯文学小说的标准来看，《文城》的人物形象扁平、情节设计单薄、逻辑动力不足……一字以蔽之，就是‘假’”等等。但在此之后，他又经常迂回到温吞暧昧的结论：“我认为《文城》并不是一部‘差小说’、最多算一部‘不够好的小说’。”“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就会发现，不顾逻辑细节，换来了故事情节的通畅狂奔；人物形象不立体，换来了人物特定方面的格外凸显。”^[19]这是“同情之理解”，还是不够坚定和勇敢？我不得而知，姑且不谈。后来我又读到了更多的关于《文城》的评论。王春林的聚焦苦难之下的情义书写，特别提到“男性之间那足以感天动地的真切情义”^[20]，在我看来用词稍显夸张。程德培则说：“我甚至担心这一过于精致的文本会增加阅读的负担”^[21]。虽然叫好声仍然偏多，但批评意见也在延续，王宏图在梳理了余华的创作演变之后，《文城》的评价是突围不成，而“滞留在一个歧路丛生、裂缝频现的大杂烩文本中”^[22]。陈蔚文则如本文般剖析了《文城》情节逻辑的漏洞之后，坦言“在这些年一本本的‘力作’中，余华一次次透支了自己的文学信誉”^[23]。

从这样的检阅来看，批评界的确不可能整齐划一，但是赞美的声音显得调子更高，批评之辞都出现在世俗意义上说比较边缘的平台上。当然不止在余华的《文城》这里才有这种现象，莫言《晚熟的人》出版以后，我见到的评论也让我有类似的感觉。在我看来《晚熟的人》只是平常之作，内部其实也有一些难以自洽的成分，例如常林的自-杀，就写得很突兀，没有来由，如果这还是在玩先锋小说时期的“叙事空缺”，那就显得稍微老套了一点，如果不是，则显得是叙事上不够精致。不管怎样，这只是篇普通的讽喻小说，顶多再加上些对当年“知青”与农民之间不平等状况的感伤，但一些评论显然是把小说的成就拔高了。这让我感慨，有的评论真的是过度阐释，只要沾点边就大肆渲染，把能用的宏大概念都招呼上，不管揆诸整体是否恰当。这样的评论，就如拿到一个粗糙的泥坯就拼命往上抹金粉，让人误以为当代中国文坛真佛遍地，已经很少有机会看到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说出简单的事实的小孩子，告诉后来的年轻人，要小心你们的虔诚顶礼，这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很可能只是些泥塑木雕的人造偶像。

就这些阅读体验而言，我并没有动摇前文的看法。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仍然需要时时想到“荒原狼”的一瞥。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