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一个谜，当余华在黎明时分入眠，在下午或者傍晚时分醒来的时候，他对于时间的感受是不是太过暗黑了。他不眠的长夜中，除了星光，咖啡，NBA，还有什么，我始终不清楚，当然也不好问，比如他的写作和阅读，是在什么时候？估计是在后半夜。这种情境大概是保有他自我的神秘感、与世界的一点距离，以及对世界的独特的想象方式的一种原因吧。
1 他变成了一个慈祥的人
现在他迈着他轻快的步子，走入了校园。一个女生跑来对我说，“老师，我刚刚见到余华老师了，他穿得非常‘man’，笑眯眯的，说话特别幽默，我好喜欢啊。”
果然，余华笑眯眯地走来了。自此他进入北师大的校园，由一个永远不上班的作家，变成了一名老师。他真的变了，待人接物的方式变了，变得没有那么刚硬，没那么冷了。他的那张素来以酷为标识的脸，现在已经变得笑容可掬了。
他变成了一个慈祥的人。
可他原来却不是这样子的。最初，在他还属于“驻校作家”的时候，我给他强行分配了两个硕士研究生，让他作为“作家导师”给些指导。他是急赤白脸地骂人的，说自己坚决不带学生。可是仅仅三两年过去，当他真正调入北师大的时候，他又一下子变成了“模范导师”。你现在要是说他的学生半个不字，他马上翻脸不认人。
之前我无法，便常用“模范导师”苏童的正面例子来激励他，因为苏童教授一向是和风细雨，常常给予他的学生以耐心和精细指导的。几个经他历练的学生，大概都已成熟了，变成了崭露头角的90后作家。但那时他总是嗤之以鼻，拿苏童和我一块儿不屑的。如今，他每次见到苏童，三句话便开始谈他的学生，并且说，苏童，原来张清华让我学你，现在该轮到你向我学习了，我现在是模范导师了。
苏童便只有抿着嘴笑了，余华则咧开嘴笑，笑得特别开心，特别像个导师的样子。
2 他说：“幽默一下也不行？”
余华来北师大有个前缘，和莫言一样，他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入了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当时是著名教育家、北师大的老一代学者童庆炳先生在主持这个事儿。童老师那会儿喜欢这些人，便把他们都收入了自己名下。我曾问莫言，你的导师是谁，他说童老师；我问余华，你导师是谁，他说童老师；我问迟子建、刘震云，他们都说童老师。于是我便暗暗佩服，老爷子就是厉害，何以有这样的远见，把这些没办法教的人都一股脑地收进了北师大，收进了自己的帐中。
但余华原先不肯承认他出身北师大，还在会上大声嚷嚷自己是“野鸡班”的，我便制止他说，你自己“谦虚”不要紧，可别代别人也谦虚了。他又说，“我的硕士论文都是童老师帮我写的。”童老师那时还健在，马上严肃地说，“可不是这么回事，我只是提了点修改意见而已。”
后来吃饭的时候，我捅了他一下，说，你以后在公开场合，可不能再说这种话，这可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事儿，会让人家抓辫子的。他便说，幽默一下也不行？在别处我还说我是初中毕业呢。我说，你那是要把自己传奇化嘛。
他两杯酒下肚，脸就会红得像关公似的，声音比谁都大，话也就比谁都多。
学生们都喜欢听他“拔牙”的故事，以前他有时会讲一下，教室里会哄堂大笑。但这些年很少有人再说了，自从他的《兄弟》中出现了一个叫做“余拔牙”的人物，反而没有人再提了。直到前不久，贾樟柯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上映，不知道这节故事的年轻人，才搞明白了，他们喜欢的余华老师，原来还干过这行当。
当然，他们更喜欢的是，余华老师在屏幕上，一个标准的“脱口秀”演员的样子，口才真是太好了。
3 他真的不是一般人儿
显然，余华受欢迎的原因是多样的。人可爱也是一个方面，他永远有童心和本色的一面，接地气，好玩儿。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作品厉害。我早年喜欢他，是因为每读一次就有新收获，几次细读下来才发现，他早期那些繁难的作品都是有原型有来历的，经得起细读的。《世事如烟》读几遍才会有个大概的认识；《往事与刑罚》读了以后会暗暗震惊，这怎么可能是一个中国作家，一个那么年轻的人，在80年代就写出来的东西呢？
甚至《两个人的历史》，这篇只有两千来字的小说，几乎可以看作是一部微型的长篇，它居然处理了将近七十年的历史，让人读之有万千感慨。
更不要说《死亡叙述》《难逃劫数》《鲜血梅花》《此文献给少女杨柳》……那些作品，每一次在课堂上讲到，我也都会暗自惊讶，余华真的不是一般人儿，人家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站到了一个作家创造力与思考力的巅峰。
但所谓的“先锋”，并不总是在一个方向，后来的余华在三十五岁以前，又写出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
从一个极繁难的作家，摇身变成了一个极平易的作家，创造了两个奇迹。这就像是西班牙的大画家毕加索一样，早年是画出了《古典石膏像写生》那样酷毙写实的东西，后来又画了《格尔尼卡》，以致后期的“纯粹色块”那类作品。如果没有早年的写实作为互文参照，谁也不会承认他的纯粹色块的意义与合法性。
有一次我忽然想起，读大学时，有位前辈学者讲到，赵树理是“用四百个汉字写作的”，意思是，他用了最朴素和最简约的叙事，扩展了文学最大的读者边界。而我由此推及余华，觉得他的《许三观卖血记》也是这样的作品，因为小学生可以读懂它，粗通文墨的老人家也可以读懂它，学了一两年汉语的留学生，也完全可以读懂它，那么它就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作品了。我遂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并武断地说，你应该也是用四百个汉字写作的作家，所以，你是“人民的作家”了。
后来，余华在美国有个演讲，他忽然打越洋电话过来，问我，你说我是用四百个汉字写作的作家，这事靠谱吗？我说，那我得查一下哦。他说，你快一点，我在这里想说说这个话题，又没有把握。
我立马求助于我的一个学生，她从网上下载了一个统计软件，很快得出了结论。统计结果让我吃了一惊，居然是有1400多个汉字。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了余华，我听出他在电话里略略有些失望，哦，居然有那么多？
我马上说，这也不错了，也几乎创造了奇迹，《许三观卖血记》毫无疑问是你用字量最小的一部小说，但也是艺术上最完美的一部小说。
“毫无疑问，你仍然是人民的作家。”我说。
4 他还是一个大孝子
余华还是个孝子。最近的两三年，在疫情开始之前，他年迈的父亲一度病重，他很悲观地告诉我，他要回杭州待一段时间，陪一陪老父亲。后来，他从上海打电话来，说老父亲已经到了上海的瑞金医院，而且幸运的是，医护人员把他的父亲从死亡的边缘上救了回来。巧的是，他们是他的读者。
这个过程非常漫长，余华的情绪也从低谷里又爬了上来，他兴奋地讲起他父亲起死回生的过程，我听出来一个真孝子的那种兴奋，他是在为自己感到幸运和自豪，幸运的是通过写作，他获得了那么多忠实的读者，这也反过来惠及了他的父亲；自豪的是，他因为是一个作家，而有了做孝子的不一样的资本。
我终于知道，《文城》这部小说为什么会有“话风大变”的不同了。众多的原因中，一定有一个在冥冥之中起作用，那就是他在将近人生的花甲之年，挽留住了几乎不可能再活回来的父亲，这是上天给他的一个机会，一次恩惠，他的写作没法不多了一份温暖，一份令人感动的温情。
而且余华常常与我强调他一半的山东血统，他父系一方的血缘，是来自山东高唐。“我的身上一半流着山东的血，一半流着浙江的血”，他很自豪地说。
是的，他就像毕加索——一半可以画得非常具象，一半也可以画得无比抽象一样，可以把作品写得无限繁难，也可以尝试将之写得无限平易；可以写得无比冷酷，也可以无比温情泛滥；他是一个永远的先锋派，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民的作家”。
记得他在2014年春，作为“驻校作家”入驻北师大的时候，他的答谢词中的最后一句是，“说一句可能被认为是矫情的话，我永远不会放弃对真理的追求”。
我想，这就是那个喜欢直来直去的，那个本色得一塌糊涂的余华，内心当中一块铁，一个不会因环境与温度而发生变化的灵魂的硬块。他因此而有着多面性中不变的东西，有着两极之间不断的摆荡，有着属于他的那种迷人的张力与魅力。
他因此而不断地出离，也不断地返回。
作者：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
原载于：《新民晚报》2022年1月23日第9版 “星期天夜光杯”
整理上传：孙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