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叙事风格的“软”与“硬”
杨遥
作者简介：杨遥，原名杨全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1年开始写作，发表《二弟的碉堡》《闪亮的铁轨》《你在巴黎到底待过没有》《雁门关》等小说。部分作品被选人《21世纪文学大系》《小说选刊十年选》等选本。出版短篇小说集《二弟的碉堡》《硬起来的刀子》。获赵树理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上海文学》奖、《黄河》优秀小说奖、《山西文学》优秀作家奖等奖项。
一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数十年，从井喷式的暴发到众声喧哗，文学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作家们像奔跑的夸父，追逐着心中的太阳。许多作家不断挖掘人性中的恶，作品中充满暴力、血腥、残杀，这些所谓“硬”的作品，被认为是深刻，在文坛中占了上风。同时，呼唤作品中出现同情、怜悯、温暖、柔软的声音也越来越多，“软”的呼声不断增加。对于“软”与“硬”如何进行取舍？加缪阐述作家的责任时认为，要“击败”每个人身上具有的负面东西，而不是“激发”它们。我赞同加缪的观点。固然黑暗在社会中客观存在，但文学本身具有教化和激发人向上的作用，作家创作文学作品，不应该只是挖掘社会的黑暗，让人感觉这个世界充满绝望，而是要让在现实中绝望的人们从文学中获得一块庇护之地。而且人性都有光明和黑暗、善良和残忍等“软”与“硬”的两面性，许多作家漠视了其中“软”的一面，他们采取片面的办法一味挖掘社会和人性中“硬”的一面，可能写出好作品，但真正伟大的作家，应该写出生活的全部。就像《大卫·科波菲尔》《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伟大作品，都是写出了社会和人性的复杂，“软”与“硬”在作品中都一一展现。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文学和百废俱兴的国家一样，生机焕发，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和作品。余华无疑是当时这批作家中非常耀眼的一个。1986年写出《十八岁出门远行》被文坛瞩目，李陀告诉他，有了这篇作品就走在当时中国文学的最前列了。接着余华推出一系列充满暴力和死亡的作品，以“硬”的姿态站立在黄金时代的文坛上，就如莫言评价余华所言，“以他的几部血腥的作品，震动了文坛。”当时许多评论家都开始注意余华。戴锦华认为，余华“如同一个不明飞行物”。许多论者将余华与鲁迅放在一起评论，王德威认为余华引领读者进入鲁迅所谓的‘无物之阵’。余华出现在文坛，一扫以前现实主义熟悉的面孔，独特冷硬的叙事风格，使他成为先锋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而余华最早的一批作品，比如《第一宿舍》《竹女》《星星》等作品温暖、忧伤，凸显出很明显的柔软。他在《我的写作历程》等诸多谈创作的作品中都谈到那个时期受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影响，尤其是读了《伊豆的舞女》之后，意识到写伤痕不能用控诉的方式，而应该用温暖的方式去写。但是，他写出这些温暖的作品之后，并没有被太多的人关注，即使余华自己，也把这段时期当作学徒期，在日后的文集中没有收录这些作品。可以说，只有当余华把柔软隐藏在坚硬残酷之下，才开始被文坛高度认可。
从“十八岁”出发，余华连续推出三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兄弟》，自《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作品中的柔软部分逐渐增多，引发了关于他写作风格转型的讨论，其中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余华在与严峰的对话中谈到，他发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后，以前支持他的许多批评家说他“背叛先锋，向传统妥协，向世俗低头”。但也有论者敏锐地发现了这种转变对余华的意义。谢有顺在评论《在细雨中呼喊》时提到，“只有余华，才能如此全面地向我们展示小说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与精神限度”。吴义勤在评论《许三观卖血记》时认为，余华的转型“正是作家走向自由境界的一种标志”。洪治纲精读了这三部作品之后，认为余华小说中以往由“暴力带来的快感”以及“冷漠尖利的语调”减弱，出现了“‘受难’的主题”和“温情”的语言”。余华转变之后展露出的温情，呈现出更多的柔软，虽然有论者注意到了，但他的这种柔软与《星星》时代的柔软并不一样，它不是把柔软直接呈现给读者，而是隐蔽、躲闪、含糊，柔软在残酷背后隐现。余华后来谈及这个阶段的作品时，认识到文学伟大的地方在于它怎样能把“同情和怜悯之心”表达出来。余华叙事风格“软”的加强，是意识到文学需要表达柔软，从而努力进行实践。
接着余华推出《兄弟》，然后是《第七天》，都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批评的声音更加激烈，许多论者认为余华走向世俗。这个阶段，余华小说中呈现出更多的柔软。李相银、陈树萍提出《兄弟》里面的“家庭之爱”与“兄弟之情”读起来都让人感觉十分纯净真切。王德威很看重《第七天》中杨金彪以及邻居夫妇对杨飞的情感，觉得“不感动也难。”余华这时小说中的柔软表现在父子情、兄弟情、男女情、邻里情等多个方面，但残酷还是余华作品中最令人瞩目的部分。2001年余华与张英的对话中谈以后的创作计划，他说，“肯定还会有残酷的东西表现，但我在表达方式上会有所变化，我会用一种抒情和柔和的方式来表达”。余华的这种变化，在最近刚出版的《文城》中便有所体现。
几十年创作历程中，余华不断探索小说叙事风格的“软”和“硬”。从刚开始发表作品到《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段时期，作品中“软”的东西比较多；此后余华开始成熟，在余华的成熟期，“硬”始终是最鲜明的标签，但在“硬”的背后，余华小说中“软”的部分同样出色，而且余华在不同阶段的文字中都谈到自己对温暖和怜悯的追求。可以说，余华在小说之路上一直探索和追求，但无论如何变化，“软”与“硬”一直辩证地存在着，而且余华小说中柔软部分，像坚硬一样具有特色，只是它相对处于隐蔽状态，不大被人注意，它在逐渐生长变化。
余华小说叙事风格的“软”与“硬”，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都有所体现，但在《活着》和《第七天》中表现最为明显，《活着》中主人公福贵所有的亲人都去世了，《第七天》中人死亡之后连葬身之地都没有。但因为残酷，也更为温情。《活着》中阐释了活着的本意，杜绝了绝望的存在。《第七天》在阴间设置了一个美好的地方，叫“死无葬身之地”，堪称天堂，是另一个乌托邦。
二
《活着》是一部有异质基因的中国小说，一首讲述美国老黑奴的民歌激发了余华的创作灵感，但它讲的是中国故事，产生故事的地方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也在中国。从表面看，它依然是一部很“硬”的作品，书写了许多痛苦和困难。郜元宝认为它“密集而刺目地铺陈人间的苦难”。在作品中，主人公福贵先后死了所有的亲人，大多数人还是意外死亡，这种苦难难以让人承受。但余华处理这些苦难时，不是使这些苦难飞流直下，不断叠加，把主人公一步步逼向死路，而是在一次次绝境中，写出许多温情和梦想，每次看似福贵走到了尽头的绝路，又歧路生花，衍生出希望。刘小枫曾议论过“生活想象”和“叙事”关系，认为“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活着》就是这样，福贵在叙述自己经历的过程中，不断遭受挫伤的他一次次寻回自我，像在时光宝盒里穿梭。
《活着》中的福贵“死”了多次。
福贵的第一次“死”是赌博败光了家产。这次绝境祸不单行，首先福贵的爹因为儿子的过错羞愤难过，身体迅速垮下去，解手从粪缸上掉下去而亡。接着经常遭受福贵羞辱的老丈人，带人敲锣打鼓接走了福贵的妻子家珍。年轻的福贵丧失财产，死去父亲，失去妻子，从富人的天堂一下坠入穷人的地狱。福贵遭遇这样大的打击，想到了自杀。让福贵“活着”的办法是余华写出各种人给予福贵的温暖。这些人不是落井下石，也没有世态炎凉，他们的手像一根根温柔的触须，把坠入地狱的福贵打捞了上来。一类是福贵的亲人给他的温暖。福贵出事后，妻子家珍不仅没有埋怨他，而是非常心疼他，觉得他只要以后不赌就好。女儿害怕爷爷打福贵，给他把门关上护着他。福贵开始种地，娘没力气干活儿，和幼小的女儿坐在地埂上陪着他。就连爹临死前也原谅了福贵，变着法子让他明白挣钱的不容易，专门把田地变卖成沉重的铜钱，而不是银元，让福贵挑着担子去还。更加让人欣喜的是岳父接走了妻子家珍，家珍生下孩子后，过了几天让家珍带着孩子回来了。家人同舟共济，使福贵有了起死回生的可能。另一类是外人给福贵的温暖。他们对福贵表现出足够的善良和同情。以前的佃户临死前把旧绸衣送给福贵；家里的老长工长根被迫当了乞丐，不仅没有埋怨福贵，而且回来专门看望他们，还给福贵女儿送来一根扎头发的红绸子；就连让福贵坠入地狱的龙二，当福贵一无所有，想去种地时，龙二租给了他五亩好地。面对福贵的落魄，人们尽可能地伸出手帮助他，缓解了福贵丧父和失去财产的痛苦，使得残酷的生活有了温馨的暖意，福贵由死转生。
福贵的第二次“死”是战争中被抓了壮丁。本来福贵准备好好开始新生活，可是他娘生了病，福贵去城里给娘抓药时被抓，被迫离开家乡去打仗。战争中许多人死亡，福贵却遇到老全和春生，在死人坑里互相照顾相依为命，福贵侥幸未死，当了战俘后被释放。福贵回到村里，娘已经去世，但福贵赶上土改分地，因为一无所有被评成了贫民，分到了向龙二租的那五亩好地。让人感叹的是龙二因为以前买下福贵家的土地变成了地主，土地被没收，后来被枪毙。福贵则不仅没有在残酷的战场上死亡，反而因祸得福分到了田地，生活出现转机。
福贵的第三次“死”是大炼钢铁中烧穿了生产队的锅。大炼钢铁时，轮到福贵家看锅，家珍因为病重睡了过去，不小心竟把锅底烧穿了。在政治为中心的那个年代，如果有人追究，这是一次恐怖的政治事件，福贵一定家破人亡。但是烧穿锅，却意外地煮出了钢铁，福贵不仅没有被责罚，而且一家立了大功。这是偶然的结果，也是人生的荒诞。悲剧变成了喜剧。
福贵的第四次“死”是有庆的死。这是《活着》中堪比凤霞的死最悲痛的一幕。因为正常献血几乎不可能死亡，但因为医生过分崇拜权力，为了讨好县长，让有庆失血过度而亡。此时家珍的病越来越重，凤霞又聋又哑嫁不出去，有庆是家里唯一的希望，而且他有跑步的特长，得过学校的第一名。他的死，对福贵来说是摧梁折柱。余华这次拯救福贵是当福贵愤怒地朝县长发泄时，却发现县长是当年在战场上和他相依为命的春生。福贵本来以为春生死了，没想到春生不仅没死，还当了他们县的县长。濒临崩溃的福贵，因为有庆的死救了春生老婆的命，在崩溃的边缘停住了。这次由死转生，借助了友谊的力量。
福贵的第五次“死”是凤霞和家珍的死。家珍身体慢慢好了起来，福贵却熬不住病了。家珍和福贵都在生病，家庭重担全部落在凤霞身上。凤霞年龄已大，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却因为不会说话没有人娶她，心急犯了花痴。好不容易遇到喜欢她的男人二喜。二喜和凤霞结婚，是《活着》中最温馨的一段时光，他们俩真爱对方。但凤霞难产去世，很快家珍也离世。两个亲人先后离世，福贵痛不欲生。但是，福贵有了外孙苦根，还有把他当爹一样对待的女婿二喜，生活继续延续，有了生的希望。
福贵的第六次“死”是二喜的死。凤霞和家珍死亡之后，二喜成了家里唯一的壮劳力，但没想到二喜干活儿时被水泥板夹死了。留下福贵和苦根一老一小两个人，生活也成了问题。但这时村里包产到户，福贵分到了土地。苦根聪明伶俐，很小就能帮他干活儿，生活的火苗又着了起来。
福贵的第七次“死”是苦根的死。苦根成了福贵的独苗，七岁时跟随福贵在地里摘棉花，福贵给他吃豆子，苦根因为平时经常吃不饱，看到豆子没命地吃，吃多豆子被撑死了。福贵希望延续的香火断了，风烛残年之际，所有的亲人都死了。这次余华的办法是让福贵与比他有钱的龙二、比他官大的春生比，他们早已死去。福贵意识到做人还是平常好，他活着能把所有的亲人亲手埋葬，不用再替别人担心了，还准备好自己死后给收尸人的钱，不再拖累别人，是一种幸福。在这种自得的满足中，福贵渡过了艰难的一劫。
小说的最后，福贵攒够了买牛的钱，买了头待宰的老牛。这头牛与其说是牲畜，不如说是福贵的化身。福贵给牛起了个与他一样的名字，他们一起劳作，相依为命。有了牛的陪伴，福贵继续活着，不再孤独。
在《活着》中，满眼是死亡，但又满眼是温情。余华设置了几个大的时间节点和事件节点，比如日本人投降、解放战争、土改、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土地承包到户，然后一环套一环，不断节外生枝，每次人活不下去，绝望到极点时，出现转机；每次生活进入正常，充满希望时，打击又出现，“软”与“硬”循环出现，生死循环，推动小说向前发展，最终留下一位坚韧的老人，乐观地活着。俄罗斯评论家舍斯托夫在论著中提到，人们总是乐意宽恕“忏悔的罪犯。”福贵虽然年轻时犯了错，但他之后苦难的一生就是忏悔的一生，他的忏悔，让人们看到了善良、坚韧、乐观。所以，《活着》整部作品死了很多人，但不像以往余华的小说，死亡是一种结束，在这部作品中，每一次亲人的死亡，都是福贵的重生，经过重重洗礼，福贵一个人坚强地活着，让人看到了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一个人经历种种苦难活着，就像铁锤下去不断淬炼的顽铁，百炼成钢。余华写出了活着的本质是活着。这部作品中，众人的死，成就了一个活着的人。就像朱伟认为，“余华是通过一个个‘死’，写‘活’”。
三
阅读余华的《第七天》，笔者怀疑他有过做上帝的野心。在《第七天》中，余华在黄泉设置了与阳间相对的地方，它的美好，堪比天堂，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现实的污秽不堪。以至于王毅谈到《第七天》时，认为余华让死去的人物“在一个虚无缥缈的‘死无葬身之地’获得永生”。
阅读《第七天》，最鲜明的印象是阴阳对立。余华在作品中，描写了地狱一般的阳间和天堂一般的阴间。
在阳间，每个形形色色的普通人活得都十分不堪，无论是体制外的公司职员、餐馆老板、打工妹和打工小伙子，或者是体制内的铁路工人、人民警察等，各有各的困苦。
书中的主人公“我”叫杨飞，是一位普通的公司职员，在阳间被遗弃了七次。第一次是将要出生时，母亲在疾驰的列车中上厕所，不小心把他生出来，把他遗弃在铁轨上。第二次是杨飞被铁路工人杨金彪收养，杨金彪为了结婚，把它遗弃在异乡的一个想象中的孤儿院旁边。第三次是杨飞长大成人，被生母寻了回去，但是家里的哥哥姐姐容不下他，他只好主动离开亲生父母家，被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遗弃。第四次是杨飞娶了公司最漂亮的女人李青，李青为了所谓的野心和事业，离开他跟飞机上认识的男人走了。第五次是杨飞和父亲努力生活，父亲却得了不治之症。为了不拖累他，父亲悄悄离家出走。第六次是孤苦伶仃的杨飞死了，被工作人员催促着到殡仪馆火化，到了殡仪馆，因为没有骨灰盒，没有墓地，不能火化，只能离去。第七次是杨飞在阴间遇到李青，李青仍然喜欢他，但两人做了一次爱后，李青离开他去参加自己的葬礼。
李青是漂亮聪明能干的公司白领。可是在公司只是花瓶一般被养着，嫁给深爱自己的杨飞之后，飞机上遇到所谓理解她的留美归国博士，离开杨飞跟着新认识的男人去开创事业，事业成功之后，男人泡夜总会，找小姐，传染给她性病，有了风声要查他们的公司，他提前跑到了澳洲，李青在浴缸中自杀。
谭家鑫是饭馆老板。谭家菜馆看上去生意颇为兴隆，楼上包间，楼下散座，客流量挺大。可是因为政府各种公务人员的白吃白喝，以前企业好时，企业年底替他们结账，企业不景气后没人给他们结账了，他们继续吃喝，谭老板不敢得罪他们，只好忍气吞声，饭馆被他们吃得入不敷出。饭店发生火灾后，谭家鑫一家人不是想着赶快逃生，而是堵在门口想要顾客付给他们饭钱，结果一家人都被炸死。
郑小敏父母亲是一对普通工人。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日子虽然清贫，但是还能勉强度日，可是遭遇到暴力拆迁，下了夜班后在睡梦中被埋到废墟中。
鼠妹刘梅是打工妹。和男朋友伍超辛苦打工，同时兼职，如此辛苦，日子却越过越差，只好住在防空洞改做的地下室内，像老鼠一样活着。为了改善生活，刘梅竟想到坐台去当小姐。在她过生日时，男朋友送了她一部山寨版苹果手机，她以为男朋友故意骗她，在QQ空间发布自杀消息，男朋友因为回乡照顾病重的父亲，没有时间看她QQ空间的信息，刘梅认为男朋友不理她，在众人的怂恿下，跳楼自杀身亡。
伍超是聪明的打工仔。在发廊当洗头工的时候，学习理发已经有模有样，可是为了女朋友刘梅离开了发廊。去餐馆打工，学习厨艺想以后开家小饭馆，但是这个梦想也不能实现，因为刘梅受到客人的性骚扰，伍超气愤不过和客人打了一架，被迫离开餐馆。刘梅想要部苹果手机，伍超没有钱，给她买了部山寨机，引得她自杀。刘梅自杀后，伍超为了给她买块墓地，卖了一只肾，手术并发症去世。
这是体制外的，那体制内的呢？
杨金彪是善良敬业的铁路工人。一辈子兢兢业业认真工作，退休之后得了重病，为了看病花完积蓄，拖累儿子杨飞卖掉房子、辞了工作，还是没有看好病。为了不把儿子拖垮，他拖着病重的身体离家出走，无声无息死亡。
警察张刚因为踢了男扮女装的李姓卖淫人员的睾丸，对方不断上访，他便被公安局领导调来调去，从局里到派出所，再到看守所，一次比一次安排得差，最后看守所也不想要他，因为李姓卖淫人员追着他上访。张刚好不容易又调回局里，却被姓李的混进警察局砍死。
杨金彪同事的妻子李月珍是《第七天》中生活比较幸福的人，但在即将移民美国投奔女儿时，被宝马车撞死。
肖庆，在大雾中等待公交车，遇到车祸，不明不白被碾死。
除了这些有名有姓的人，还有许多无名的死者。二十多名无辜的婴儿，因为执行计划生育被强行引产，丢弃在河流中。三十几个人在商场的大火中被烧死。一个男人娶了个神经病老婆，老婆离家出走后失踪，他被冤枉杀了老婆，被警察屈打成招，最后枪毙。
《第七天》涵盖了许多新闻中的热点事件，通过描写这些热点事件，余华俨然刻画出一幅人间地狱图，浑浊的空气，黯淡的人生，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备受欺凌和侮辱，毫无立锥之地，他写出了人从出生到死亡的艰难。出生时，还没生出来就可能被流产，或者生在铁轨上这样不该生的地方。生下来活着不易，艰辛的诚实的劳动满足不了生活需求。人老之后，一辈子积蓄不够给自己看一场大病，还得拖垮孩子。死亡之后，仍然不易，连死亡的权利都不能公开，在殡仪馆火化继续遭遇不平等对待，买不起墓地的连火化的资格都没有，火化之后还有被拿上别人的骨灰冒充的可能。
但是到了阴间，这个寻常意义上让人感觉阴森恐怖的地方却充满美好和温馨。
这里的自然环境优美。大地上不是污染或干涸的河流，而是水流潺潺。看不到遍地垃圾和裸露的土地，到处有繁盛茂密的植被，上面果实累累，不光果实，连叶子的形状都十分美丽，风吹动它们时会发出音乐一样悦耳的声音。这种写法，是对照着地球上的恶劣景象来写，堪比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饮食的时候怡然自得、快乐开心，到处都是欢声笑语。这里没有人间依据地位尊卑的座位排序，大家随意席地而坐。吃饭时想快就快，想慢就慢，想聊天就聊天，想喝酒就喝酒，吃饱了可以随时站起来，不需要看谁的颜色，不需要道貌岸然，每个人彻底放松下来，回到人最真实的自我状态，吃饭变成一种享受。人世界享受不到的健康食品，在这里实现，这里没有那些让人提心吊胆的毒大米、毒奶粉、假鸡蛋、苏丹红、地沟油等各种有毒食品和假食品，而都是新鲜美味的食品。
自然环境优美，社会环境同样优良。在这里没有阳间的那些公安、消防、卫生、工商、税务等各种执法部门对人的压榨。这里人和人之间友好互爱，每个人见了对方都是笑脸，死去的婴儿在这里能找到悉心照顾他们的“妈妈”，阳间互相仇杀的警察和罪犯能够成为亲密的棋友。在阳间总是苦着脸，苦苦支撑的饭店老板谭家鑫，松弛下来，获得安全感，出现久违的笑脸。在人间没有立足之地毫无存在感的鼠妹刘梅，前往葬身之处时，享受了隆重庄严的仪式，这场仪式的庄严、隆重、美好，堪比人间豪华的婚礼，让刘梅获得了在人间没有的尊严和存在感。
死无葬身之地的美好，使那些有墓地的人也不愿意离开。
这是有光有爱美丽的让人舍不得走的地方。
余华描写了阴阳两个对立的世界，阳间是个“硬”的世界，自私、残酷、寒冷，让人绝望；阴间是个“软”的世界，公平、慈悲、温暖，充满希望。人们在阳间享受不到的健康、安全、平等、尊严，死后一一得到。余华“以死界说生，以死演绎生，以死审视生。”打通了生死界限。
四
张清华在《文学的减法——论余华》中提到，“因此有必要谈谈余华的‘叙述的辩证法’的几个侧面。他的多与少、简与繁、轻与重、悲与喜、甚至智与愚。”本文重点分析余华叙事风格的“软”与“硬”。余华是以叙事风格“硬”著称的作家，但他叙事风格的“硬”不是简单的“硬”，而是与“软”共生。从叙事风格学来讲，小说情节多、细节少，就会呈现出“硬”的感觉；反之，细节多，情节少，就会呈现出“软”的感觉。前期人们赞赏余华的“硬”，后期又感叹他世俗地走向“软”，实际上，余华从创作开始就不是单纯地追求“软”或者“硬”，而是将触角同时伸向了这两个方面，不断地进行练习，寻找最好的契合，它们的呈现方式分别有不同的特点。
在余华的作品中，“硬”总是先声夺人，余华像个毫无人性的刽子手，他的作品中总是接踵出现死亡事件，尤其他的长篇经常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而且人物经常遭受莫名其妙或有些过分的暴力折磨，大多数还是非自然死亡，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但同时，余华的小说中充满“软”，但“软”不像“硬”那么鲜明，让人一目了然，许多时候温暖、怜悯隐藏在暴力、血腥之后，不加注意甚至会忽视。隐蔽性是余华小说中“软”的一个特征。
余华写作从发轫之初，具有温情、怜悯等“软”的特点，此后残酷、死亡等“硬”的特点成为鲜明的标志，但“软”在坚韧地生长着，它们像太阳背后的月亮，没有与日争辉，而是日月共生，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周立民在《跨过时间的“窄门”》中，认为《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创作的一个分界线，“从此以后他作品中的那种阴暗、血腥的气味在飘散，人物之间的敌对、人物与现实的紧张关系逐步趋于缓和。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余华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充满了温情”。如果把余华的代表性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放在一起观察，会发现“软”的生长性很明显。
本雅明阐释小说的意义时指出，吸引读者读小说是因为，“以读到的某人的死来暖和自己寒颤的生命。”余华小说中这些生长着的情感，给予了读者希望和温暖，读到这些人物的命运，人们会思考自己的生活，会想到自己拥有的东西和应该珍惜的东西，会用小说中死者的悲惨境遇观照自己的真实生活，让自己的生命得到温暖。据余华所言，他创作转型的原因是做了一个被枪毙的噩梦，当时“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如果没有那个经历了自己完蛋的梦，没有那个回来的记忆，我会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写作里，直到精神失常”从这个梦来看，它提醒了余华，或者余华因为长时间思考这类问题，导致梦中出现这些情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余华的转型，既完成了作品的升华，又完成了命运的转折。就像格非认为，“他依然没有偏离其一以贯之的哲学、美学立场”“而温情固有的欺骗性，在过去是利刃的磨刀石，现在则成了命运转折的润滑剂”。余华在一以贯之地追求自己的艺术之美，温情让他的追求更加完美、圆融。
余华叙事风格中“软”的一面隐蔽地生长时，“硬”的一面并没有明显减弱，甚至越来越强化，“硬”依然是余华的鲜明风格，它呈现出的特点是决绝性和批判性。余华习惯将小说中的人物放在极端环境中，让他们面对极端命运，表现出非常强的决绝性。同时，余华始终坚持批判的锋芒，在《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黄昏里的男孩》等作品中主要批判人性，到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批判人性的同时批判社会，但主要是批判历史中的社会。到了《兄弟》的下半部，开始批判当下的社会。在《第七天》，批判现在的社会。批判性是他小说“硬”的另一个特点。朱伟觉得，“余华写作的特点是‘锋利’”，“他喜欢用‘力量’”。
“软”的隐蔽性和生长性，“硬”的决绝性和批判性，是余华小说叙事风格的一种表现特点，它使余华的作品区别于其他作家，更加丰富和深刻。
汉娜·阿伦特在本雅明文选《启迪》的导言中说过，独创最难被社会容忍和赞许。余华就是这类作家，纵观他的创作，每个时期都有创新，与自己，与同时代，与历史上的作品相比，都有独步和创新，但一直被质疑。现在虽然余华的研究者众多，但他还未被放到该有的位置上。中外文学史上，像余华这样不断放弃自己的舒适地带，寻求挑战，而又取得成功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谓代表。他写出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佳作之后，创作《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又陆续推出取材不同，风格迥异的一些其它作品，简直像数位大师的佳作。
李敬泽讲“无论哪个时代的文学，都是与时代进行艰苦对话和博弈的成果”。余华创作的正是这样的作品，《活着》可以说主要着眼于“逝去”的时代，《第七天》是着眼于“现在”的时代。余华的对话和博弈无疑是成功的，余华距离《第七天》出版已经八年了，距离《活着》出版二十八年了，仍然在被热议。他经历住了文学最大的考验，时间的考验。新作《文城》刚一出版就引来读者和评论家的极大关注。此前，别林斯基说，“文学上的先驱们从来不会被人忘却”。1960年出生的余华今年已经61岁，从年龄上来讲是众多70后、80后、90后的文学先驱，从作品的质量上来说，更是创作出许多独特而又颇有价值的文本，作为代表性作家，他被记住了。令人惊异的是，作为先驱，余华却总给人很年轻的感觉，大约是因为他的每部作品都能做到推陈出新，阅读后给人以长久的震惊和影响，而且他在创作上的气势，有一种超强的力度，让人感觉年轻。更为可贵的是余华在这种对话和博弈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作品都力求挣脱上一阶段作品的影响，创作出一种新的模式，他这是在与自己对话和博弈。这种自我对话博弈与和时代的对话博弈一样重要，这样做才能使创作更加丰富多彩，不断推陈出新。
本文作者：杨遥（山西省作家协会），
本文来源：《小说评论》2021年第6期。
整理上传：孙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