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余华历时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文城》近期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批评家与广大读者中引发广泛热议，有人盛赞“那个让我们激动的余华又回来了”，也有人指出“好故事不等于好小说”。在本文中，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批评家洪治纲、王侃、郭洪雷等围绕《文城》的主题、叙事、结构等几个主要话题进行了对话。
主题：苦难的慰解，抑或宿命的悲剧？
洪治纲：《文城》无疑是一部特别催情的小说。它把人间的“情义”二字，深深地植入了人物的精神血脉之中，使他们在世俗生活里的一举一动，都悄无声息地彰显了这种人间珍贵的品质。林祥福怀抱婴儿千里寻妻，历经无数的磨难，也从来不曾在内心里痛诟小美；陈永良收留林祥福父女后，宛如一家人在溪镇打拼生活，最后结成兄弟般的情谊；田大不仅帮林祥福打理家业，还两次千里南下，欲接东家归家；顾益民身为溪镇乡绅和商会会长，在小镇遭受一次次天灾人祸时，总是竭尽所能安慰大家；饱受命运折磨的小美，虽然无法与林祥福相认，但从未放弃对女儿的牵挂⋯⋯余华将故事安放在19世纪和20世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段，频繁动用了天灾和人祸作为对抗性张力，呈现了诸多人物九死一生的命运。虽然主人公林祥福最终死于人祸，但很多人物都活出了自身特有的光芒——人性的光芒、情义的光芒，坚韧和仁慈的光芒。正是这些与生俱在的光芒，深深地触动了读者柔软的内心，让人备受感动。
邵宁宁：一直喜欢余华小说中的温情和温柔。他的早期小说，常以暴力为主题，好像要刻意展示世界的非理性和非人性，然而从《鲜花梅花》开始，渐渐露出了新的主题，那就是温情与和解。余华好像是在经历了一场场恶的宣泄之后，心绪慢慢平定下来，开始更加注目生命中那些有光芒的事物。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温情的色彩越来越重，和解的意味越来越浓，就是《兄弟》《第七天》也没有离开这个基调。《文城》也是如此。开头是一个欺骗、伤害的故事，接着又开始展开他一写再写的寻找、救赎的主题，而作为核心的，一如既往是亲情的缺失和补偿，父爱的无私和伟大，直到对人性宽厚、包容的表现，达到一种近乎宗教超越般的境界。他写的林祥福、田大、陈永良，几乎都是具有超凡品质的人物，犹如雨果笔下的冉·阿让一般，然而又都很平易、很亲切，给人一种熟悉的感觉。就此而言，我觉得余华对中国伦理文化中最美好的一面做了颇具诗意的描写，并使《文城》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传统人性在非宗教性的此岸超越的崇高使命。这是我喜欢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郭洪雷：表面上看，《文城》讲了一个寻找的故事：林祥福是北方人，带着襁褓中的女儿南下寻母，千折百转，最后凭口音落脚在溪镇。“文城”是个谎言，寻找“文城”支配了林祥福的整个生活乃至生命。《文城》的动人之处在于对人间情义的书写，如林祥福的温厚、执著，对小美的一往情深；田老大兄弟对主家的忠义；商会会长顾益民身上的道义和担当；陈永良与林祥福之间的友情；土匪“和尚”心灵深处善的“微火”等等，读后每每令人心生感动，感受到一种余华式温情书写的浸润之力。当然，《文城》也写了暴力，当你读到其中土匪的刑罚、烧杀抢掠时，你会被恐惧所攫取，重睹余华那副游戏的、甚至带有童稚之气的暴力书写者的面容。写长篇很辛苦，余华不辞辛苦，是有所思的。
王侃：《文城》给我的阅读感受是：长期以来，余华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正以某种方式渐得缓解。这个前溯至百年之外的怀旧故事，在余华的故事系谱中是罕见的。之前，我们讨论余华的小说，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时，那些通常必须在社会政治与历史意志的维度上强制进行的阐释意图，在面对《文城》时都似乎可以暂且悬搁。《文城》对之前缠绕在余华身上的种种巨型话语进行了松绑。之前的余华有定型的标签，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又总被期待为是一个犀利的批判者，以及一个在艺术上“永远先锋”的颠覆者。
十多年前，英语读者对《兄弟》的评论，常将余华与狄更斯相提并论。现在看来，这一评价切中肯綮，日见精辟。这不仅因为《兄弟》所展示的“艰难时世”以及在其中挣扎和奋斗的平凡人物的命运，与狄更斯的诸多小说有深广的主题上的耦合，更重要的是，余华和狄更斯一样在卑微、琐碎和庸常中发现了诗意。用茨威格评论狄更斯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用文学、用诗意拯救了生活。狄更斯式的诗意，是余华叙事美学的核心；拉伯雷式的狂放，川端康成式的精细，只是余华“逢场作戏”时的修辞。
詹玲：《文城》运用了与《活着》类似的宿命性悲剧模式，击穿读者的心灵。从《活着》开始，余华笔下的善与温情就四处流淌，但每每敌不过苦难与恶的纠缠，生活的悲苦由是显现。《文城》也是这样。故事中的林祥福、陈永良、田大、顾益民等，无一不是温柔敦厚，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然而，良善的因却往往得不到如愿的果。林祥福以宽厚的胸怀接纳了小美，容忍了她的背叛，换来的却是她的再度逃离，南下溪镇苦寻小美踪迹，结局是与其一生错过；田大忠心耿耿，好不容易等到主人要回家的书信，却亡故在接其归家的途中，主仆二人只能重逢地泉；顾益民为保全溪镇，与军阀、土匪斗智斗勇，最终落得个形销骨立，气息奄奄。蜷缩在善之幕布下的恶与苦，看似有终将颓败之势，可仍旧榨干了善的能量，致其衰弱而不张。如果只是一味张扬人性的温情与善良，纵使崇高，给人的感觉未免虚假空洞，唯是善被恶击倒后的痛楚，温情得不到回应的悲凉，才更震撼人心，让人叹惜扼腕。从《活着》到《文城》，主人公都是按照正常的生活逻辑前行，但宿命早已注定了悲剧的结局。《文城》中，诸多人物各有所求，却终其一生求而不得，困锁在命运的囚笼里，越挣扎越显出不可抗力的强大。这样的宿命悲剧，正是《活着》与《文城》的动人之处。小说用人与命运冲突的整体性生命经验，拨动了读者柔软的内心深处，触发了情感的共鸣。
刘杨：《文城》以肝胆相照的友情和浓墨重彩的主仆情为核心，铺展开不断丰富的情感类型。林祥福失去了父母、爱人固然令人惋惜，但到了溪镇以后，义无反顾的朋友情、忠诚质朴的主仆情、相伴相依的父女情等，更使人动容。田大两次千里寻主，穷得“走烂了四双草鞋”，却将东家的产业照顾得井井有条。而林祥福去赎回顾益民最终殒命的情节，既包含了坚定的朋友之义，又蕴含着父女之情。余华正是用这种不断加深的情感力量，对抗着小说逐渐沉重的情节，在纯粹、善良与暴力、残酷间建构起巨大的审美张力。
假如我们设身处地感受林祥福所到的溪镇，会觉得作者营造了一个温暖的、缺少某种内在张力的世界。这当然是个充满情义的世界，是像桃花源或者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一样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以顾益民的仁与善为核心的，他对林祥福、陈永良，乃至溪镇人的帮助，构成了这个小镇“文”的一面。但其实这只是小说的一个维度。如果失去了与“善”相抗衡的张力，“善”就像轻快的小船在激流的表面划过，反而失去了力量。正因如此，余华又用极端的方式写了发生于此的“恶”，但最终又用情感的力量化解了“恶”。最终为林祥福复仇的是陈永良，但这种复仇不再是《鲜血梅花》那种对江湖的解构，而是仍着眼于情义的建构。尽管陈永良凭借一个光洋而使张一斧一时大意的情节，被作者叙述得十分精巧，而显得有些传奇化，但那句“尖刀还给你”中吐露出为友复仇的坚定，让这段故事不再为奇而奇，情节之下依然集聚着情义的力量。
叙事：悲怆的抒情之诗
王侃：我把《文城》的故事内容概括为：在一个大厦将倾、纲纪废弛、民生忧苦的转型年代，一群乡绅和乡民对“仁义礼智信”的恪守与践行。这个故事里，“艰难时世”一如既往，被历史与命运的巨轮生生辗过的人们以特有的生命韧性，将人性的尊严和精神的光辉汇成文字、语言和叙述中的感人篇章。余华早年的《鲜血梅花》是一个寻仇未果的故事，《文城》的主干是一个寻亲未果的故事；前者最后陷入一个现代主义式的抽象玄思，而后者则结结实实地落在了诗意的感性之邦。我认为，后者的取向，是余华经过长年的经验累积以及深思熟虑后的审美抉择：他中年以后的写作，一直在表达着他对已然僵化的“先锋”标签的扬弃。写作《文城》的余华，与其说仍然是个批判者和颠覆者，毋宁说他是个抒情者。《文城》完美地呈现了他作为抒情者的形象，并使他蓄势已久的抒情气质得以充分发扬。《文城》在一段艰难时世中提炼了某种诗意，虽是悲怆之诗，但它确实以特定的方式拯救了悲怆的生活。它让我们真切地理解了狄更斯何以如此言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洪治纲：《文城》显示了余华处理柔情与暴力的多重才能。面对人生的重要抉择时，他会精心选择各种有表现力的事象，一下子凸现人物内心的情义，如林祥福将银票放在女儿的襁褓里，当陈永良问他为什么将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婴儿身上，林随口答道：“如果女儿都不在了，我还要银票干什么”；田大找到林祥福时，立即将最后一双草鞋换上，并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地契和金条，郑重地交给东家；陈永良发现儿子与林百家的情感关系，竟果断举家迁走，以便了断两个孩子感情上的纠葛；土匪“和尚”放走陈耀武时，还让母亲给他带上食物。但是，在处理暴力场景时，他又极其冷静和细腻，不断延展受害者的感受，像土匪般虐待以及割掉绑票的耳朵；土匪与溪镇民团的对抗和杀戮；张一斧施虐顾益民，都不乏暴力和血腥。在面对有违人伦或薄情寡义的情节中，他会动用很多戏谑性的、甚至类似于黑色幽默的叙述语调，在一种略显夸张的情境时，激活叙事的情趣。如顾家三个小少爷撑着竹竿过河去嫖妓；溃败军阀对溪镇的袭扰，尤其是吃喝玩乐的场景；土匪在千亩荡和溪镇一带巧取豪夺的各种行径等，都充满了喜剧性的情趣。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当年写先锋小说的余华，也可以看到写《活着》的余华，体现了余华的多重才能。
刘杨：从叙事上说，余华在营构叙事张力的时候，依靠的是叙事的变奏。他在铺陈诸如嫖妓、张一斧杀害居民等情节时，随着叙事兴奋点的转变，叙事节奏不时有即将失控的征兆。好在余华全都控制住了，可以说在这部小说中，余华对叙事的控制力显然更为成熟。这种叙事节奏的变化，还来自于小说的语言，小说故事的层次，意义的层次，还有语言的层次都是同构的。余华的这部小说既有内在的冷静，又有语词的狂欢。其中自然环境的描摹，既抚平人心也舒缓了叙事的节奏，到了写为恶之人时，句式变短，动词密集，又增添了小说的紧张感。
在讲述故事时，余华仍在叙事之中显示出其先锋性。隐含叙事者不断召唤读者的想象，而又违拗读者的期待视野，既提高了小说的可读性，又使主题悄然显露。林祥福的出走是奔着小美去的，这样一种结构模式被确立后，读者的阅读思维便很容易转向对二人能否相遇和复合的道路上。随着叙事的展开，小说出现了许多看似有“故事”的叙事细节，那个被年轻而英俊的军官卖到澳洲的顾同年，还有到了上海的林百家，以及暗恋她的陈耀武等等。但是小说的枝枝蔓蔓都没有进一步延展，这是因为叙事者的叙事目标是为了让小说更为丰饶的情义世界取代原本的爱情追寻，完成他人生意义和文本叙事意义的更迭，这一次一次的叙事枝杈上，其实渐渐消除了小美在读者期待视野中的影响，而将读者带向了对若干人物间情与义的体认之中。
郭洪雷：如果让一位西方小说家讲述这样一个善恶强烈对峙的故事，其中肯定会涉及很多宗教性元素，宗教可以提供最现成的生活信念的根基。然而，《文城》更多是在“四书五经”、“史记汉书”里，在人间情义中勘测生活的信念和依据。也许有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小说中城隍阁祭拜苍天仪式感天动地，正是民族宗教文化的经典场面。是的，正是这一场面可以看出余华的有所思。其实，祭拜城隍是小说中最不“自然”的一节，很难想象，有钱有家的本地人小美和阿强会在祭拜中冻僵死去。然而，小说中不“自然”之处，恰恰是作者有所施为的地方。活动场所放在哪里不好，作者偏偏选取了城隍阁这个祭拜人间神碉的地方。更何况，城隍神主多由当地所谓名臣、英雄充当，跪拜在这些人脚下，最终冻饿而死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补叙与结构
邵宁宁：《文城》也是一部颇具感伤诗情的小说。它在结构上的最巧妙之处，恰好就在将林祥福的故事与小美的故事完全分开来讲述。就此而言，它又是一个生命错失故事。两个陌生的人偶然地遇到一起，不待相知，却已分离。故事没有完满的结局，人生没有完满的结局，即便如小说的补篇所写的那样，小美就在不远处注视着林祥福的一举一动，即便到最后，他的灵柩就从她的坟墓边经过，然而，错失了就是错失了。在《文城》中，现实的一切，苦难、暴力、欺诈、邪恶都只是背景、衬托，真正呈现其中的只是某种心灵状态，是作者的诗意想象和生命激情。
洪治纲：《文城》采用补叙方式，将小美这条线单独进行叙述，而不是人们通常使用的双线并叙，我觉得，一是因为小美的故事太短，没有足够的情节长度进行双线处理。二是双线并叙，一般的处理结果就是林祥福与小美最后应该有交集，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但这又不符合小说的主题基调。
刘杨：《文城》比较费解的这个“补”，看起来好像不太灵动和自然，但还是有其审美意义。这样将这一部分情节悬置，小说的叙事动力和读者的阅读动力更为充足。一方面，林祥福生活在溪镇的原初动力和继发动力，从为女儿寻母亲这个角度是可以建立起叙事逻辑的，有了这个基础，他才能在更复杂的人物关系中萌发新的人生意义。另一方面，小说借此保留了叙事悬念，得以将对爱情的追寻，与对朋友的义无反顾都并置于主人公。直到林祥福死去，他身上的这种情感的张力都不仅存在于叙事逻辑中，而且存在于读者的接受认知中。
詹玲：我认为补述部分颇为尴尬。如果故事没有后半截的《补》就直接结束，或许让人读了觉得有些缺失，但也正因为这些缺失，有了更多让读者自由发挥想象的空间。作者在正文之后添加《补》，可能一方面想保留正文的叙事留白感，另一方面又希望由自己之手，保证故事的完整和好看，结果反给人以一种当断未断的阅读感受。如果将此部分去掉，个别情节以插叙方式置入之前的故事中，空出一些余地给读者，文本也许会更有几分韵致。
“文城”在哪里？
郭洪雷：在我看来，《文城》是一部关于信念的小说，我们所读到的温情或暴力，只有放置在这样的追问之下才能得到更深的领会：究竟何处是“文城”？
“文城”是小美和阿强以兄妹名义寄住林家时撒的谎，这个谎言承托着林祥福真实、美好的情感和生活的全部。林祥福一生都活在“错觉”里，他不知道脚下的溪镇就是“文城”。他在这里安家、致富，赢得了同情和友情，但这里兵匪频仍，并非理想中的“斯文”之地。对“纯粹之恶”的书写是这部作品最令人惊异的地方。土匪张一斧是恶的象征，他更像是余华基于历史和现实感受而设置的符号化人物。这个人物和林祥福对“文城”的寻找让人们醒悟：根本没有所谓的“文城”，当下所在即是值得盼望和信赖的地方，这里并非没有恶与暴力，但这种文化或文明所发育的人间情义是值得信赖的不可摧毁之物，是人们活着的根基和信念之所在。
洪治纲：小说中的文城，既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又是一个明确存在的地方。作为地域意义上的城镇或乡村，它确实不存在，但是作为人间真情厚义的承载符号，它又真实地存在于林祥福、陈永良、顾益民等人的内心。林祥福把寻找文城当作自己一生的目标，最后在溪镇找到了人间所有的情义。所以，他的一生，是寻找和践行情义的双重注释。
本文来源：《文艺报》2021年3月26日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