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余华《活着》持久畅销广受欢迎的关键，就是写中国人“很苦很善良”。“很苦”，是记忆积累，又是宣泄需求。“很善良”，是道德信念，又是安全策略。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苦难”是取之不尽的故事源泉，“善良”是作家、读者和体制“用之不竭”的道德共享空间。模拟农民的角度看共和国史，虽然无数灾祸、很多危难，但是家人没有背叛，道德没有崩溃。凡是人民自觉而且长久喜欢的作品，总有其正能量。
关键词：很苦；很善良；余华；《活着》
一
重读近百部20世纪中国小说，忍不住在想：这一个世纪的文学，有没有一个总标题？
首先想到鲁迅的《药》，因为几十上百位最出色的中国小说家，几乎都以描写批判拯救苦难中国为己任，都觉得中国社会“病”了，虽然病症病因病源不同。李伯元、刘鹗觉得官场是病源，鲁迅觉得国民性是病根，延安作家觉得反动派是病毒，1980年代作家觉得“文革”是病体，但总之社会生病了，作家的工作就是看病治病。民主、科学、自由、恋爱、革命、实业、科幻、国学等等，都是不同药方。作家希望文学也是一种“药”。
《家》也是一个很有象征性的书名，中国人的故事大部分都发生在家里，围绕着“家”的人伦关系，都试图保卫、延续、挑战或叛逆广义狭义的“家”。《家》的近千万销量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广大民众的认可。
2019年中国最畅销图书，非虚构类是《习近平在正定》，虚构类是《活着》。而且虚构类和非虚构类对比，前者销量更高。为什么《活着》能够成为新时期的《家》或者《红岩》呢？
文学总是人学，晚清小说依据“人伦”批判“怪现状”，五四注重“人生”——人首先要生存生活生命，延安以后讲“人民”，强调阶级。当代文学再次回归“人生”，首先是“活着”。1930年代斯诺编的中国小说英译选，书名就叫《活的中国》。
余华出生于1960年，几年之隔，他和“50后”知青作家群明显不同。余华不像莫言、贾平凹、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等，在从事文学前先有一段刻骨铭心的乡村苦难记忆。莫言的创作总是铭记儿时饥饿痛苦，张承志始终守望红卫兵理想主义，史铁生是用残缺的生命写作，知青农村背景也一直是阿城的灵感源泉。相比之下，余华更接近于职业小说家。如果说与余华齐名的这批作家，好像生命注定、青春血肉，不得不那么写，余华却有更多技巧、风格的选择，所以他能写几种很不一样的小说。从早年残酷拷打人性暴力的《现实一种》，到中国古代酷刑传统的当代展览《一九八六年》；从同情底层的写实转向——《许三观卖血记》，到将“文革”与“文革后”两个时代对比的《兄弟》。《兄弟》里，“兄是假胸”，“弟是真谛”。善良的哥哥，后来沦落到卖女人假胸的地步，而粗俗暴发的弟弟（“弟弟”）成了新时代发展的“真谛”。
在余华不同阶段、不同方向的小说实验中，从影响、销量来看《活着》最为成功。小说描述了福贵一家人历经国共内战、土改、“大跃进”、自然灾害、“文革”和改革开放整整六个历史阶段。这六个历史阶段其实也存在于过去几十年的不同小说里，从《小二黑结婚》《财主底儿女们》开始，整个当代文学一直都在讲这六个阶段的中国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活着》好像是一部当代小说的精简缩写本，将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各种中国故事简明扼要再说一遍。有些地方是呼应，是证明，有些地方是补充，是提问，整体来说很少颠覆，互不否定。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学现象。
二
小说的叙事者是两个“我”：一个是下乡采风的文青，另一个是向文青讲故事的老农民。文青当然代表了对农民命运的一种观照和感慨，但是他很少打断，很少议论。
老农民的第一人称其实比较难写，又要有点戏剧性，又要有点农民腔。从农民腔角度，余华的语言不如《秦腔》《古炉》。但是余华也尽量避免文艺腔。故事生动，情节紧凑，节奏很快，尤其是细节精彩，读者很快就忘了，或者说原谅了这个福贵的第一人称，到底是不是老农民语言。读者自然而然进入了他的，也是很多中国人的40年人生。
在考察福贵经历的六个历史时期和其他同类小说之间的互文关系时，本文想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活着》，而不是别人或余华别的小说，至今仍然这样受到民众欢迎？
在解放前，或者说旧社会，福贵是一个地主的败家子。家有百多亩地，而福贵只热衷于嫖和赌，“这个嫖和赌，就像是胳膊和肩膀连在一起，怎么都分不开。后来我更喜欢赌博了，嫖妓只是为了轻松一下，就跟水喝多了要去方便一下一样，说白了就是撒尿。赌博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是又痛快又紧张，特别是那个紧张，有一股叫我说不出来的舒坦”①。
作家显然在小心寻找一种农民能够说的文艺腔，比如“撒尿”这个比较农民，“又痛快又紧张”，稍稍有点文艺。
福贵当时很离谱，父亲管教也不听，甚至带了妓女去向他的丈人——一个米行的老板请安，完全是恶作剧。作为地主儿子，福贵既不像“财主底儿女们”那样在时代大潮当中挣扎沉浮，也不如《古船》里的抱朴，受很多迫害还苦读《共产党宣言》。福贵的少爷形象，接近吴组缃《官官的补品》，也是第一人称洋洋得意地炫耀自己的恶行。因为是作家比较陌生的一段历史，就像王安忆《长恨歌》写旧上海选美，主要都是依靠第二手材料，依靠左翼文学的公众想象。
最后一次赌博时，年轻的妻子家珍怀着七八个月的儿子，找到青楼赌台，劝老公停手。福贵继续赌，家珍又拉他衣服，又跪下。“我给了她两巴掌，家珍的脑袋像是拨郎鼓那样摇晃了几下。挨了我的打，她还是跪在那里，说：‘你不回去，我就不站起来。’现在想起来叫我心疼啊，我年轻时真是个乌龟王八蛋。这么好的女人，我对她又打又踢。”“后来我问她，她那时是不是恨死我了，她摇摇头说：‘没有。’”
女人走后，赌运转了。其实是对手龙二作弊，福贵把全部家产都输掉了。
福贵父亲很生气，但也替儿子认账，把地和房子都卖了，以两大筐的铜钱，叫儿子挑着进城还赌债。卖房时他父亲说：“我还以为会死在这屋子里。”后来他爹死在粪坑旁。丈人看女婿太不像话，把家珍接走了。女儿凤霞留在福贵这里，新出生的男孩就在女家。一个地主人家就此衰败。
到这里为止，余华的旧社会的故事，和吴组缃、萧红、茅盾等左翼文学基本吻合。除了贤妻家珍，这是一个重要的伏笔。
龙二成了地主，福贵反过来向龙二租地，自己学习农耕。因母亲得病，福贵到城里去请大夫，莫名其妙被国民党军队拉了壮丁。福贵于是参加了解放战争，不过身在国民党军队阵中。这时福贵认识了老兵老全，还有少年兵春生。抓来的壮丁当然不肯认真打仗，连凶狠的连长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活着》里的内战故事，又可以和十七年文学如吴强《红日》呼应对照。福贵的队伍很快投降了，他战战兢兢，选择拿路费回家，证明解放军确是文明之师。
接下来就进入第二个历史阶段——土改。“离村口不远的地方，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带着个三岁的男孩在割草。我一看到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女孩就认出来了，那是我的凤霞。凤霞拉着有庆的手，有庆走路还磕磕绊绊。”
当然，小儿子不认识爹，没见过。凤霞认识，但是聋哑了，说不出话。“这时有一个女人向我们这里跑来，哇哇叫着我的名字，我认出来是家珍，家珍跑得跌跌撞撞，跑到跟前喊了一声：‘福贵。’就坐在地上大声哭起来，我对家珍说：‘哭什么，哭什么。’这么一说，我也呜呜地哭了。”《活着》无数次写到哭。
土改时福贵已是穷人，结果分到五亩地，就是原先租龙二的五亩地。“龙二是倒大楣了，他做上地主，神气了不到四年，一解放他就完蛋了。共产党没收了他的田产，分给了从前的佃户。他还死不认帐，去吓唬那些佃户，也有不买帐的，他就动手去打人家。龙二也是自找倒楣，人民政府把他抓了去，说他是恶霸地主。被送到城里大牢后，龙二还是不识时务，那张嘴比石头都硬，最后就给毙掉了。”
枪毙那天，龙二还见到福贵，说：“福贵，我是替你去死啊。”
对当代作家来说，怎么写土改，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难题和考验。《创业史》里地主已经杀完，但有富农蒙混过关，一直给社会主义添乱；张炜《古船》里地主活活被吓死，他儿子靠了《共产党宣言》，后来成为当地经济的救星；莫言《生死疲劳》里地主死了以后不甘心，变牛、变马、变猪，一直活跃在那片土地上……
相比之下，余华的《活着》选择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叙事策略：首先强调龙二枪毙活该，这就符合了关于土改的主流政治定论。但是龙二本来不是个地主，就是投机取巧。租地给福贵，也没有特别苛刻。富人被剥夺财产，是否还应处死？让读者存疑。本来地主是福贵，因祸得福，输掉了地主帽子，换来了贫穷新生，世事难料，世事荒诞。
世事难料是《活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福贵一家的悲惨经历，都是“世事难料”。但在“世事难料”中，小说又有两个情节规律：只有厄运，没有恶行；只有美德，没有英雄。
三
正当梁生宝要带着贫苦农户走向金光大道的时候，大概也是在1950年代中期，福贵一家的生活却出现了实际的困难。为了省钱让儿子读书，福贵跟家珍商量，想把凤霞去送人。在儿女间做选择，牺牲女儿也是农村常态。
小说写将凤霞送人时，女儿的眼泪在脸上哗哗地流。到了别人家，凤霞要伺候两个老人。这边儿子有庆也不干了，说：“我不上学，我要姐姐。”福贵就打，打得儿子上学以后，屁股都没法坐在椅子上了。
过了几个月，女儿凤霞跑回来了，福贵还是要送她回去。“那一路走得真是叫我心里难受，我不让自己去看凤霞，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天黑了，风飕飕地吹在我脸上，又灌到脖子里去。凤霞双手捏住我的袖管，一点声音也没有。”
因为女儿走路脚痛了，福贵又揉揉她的脚，最后就背起女儿走。“看看离那户人家近了，我就在路灯下把凤霞放下来，把她看了又看，凤霞是个好孩子，到了那时候也没哭，只是睁大眼睛看我，我伸手去摸她的脸，她也伸过手来摸我的脸。”
这段父女互相摸脸的文字，简单朴素，笔力千斤。余华很能把握平淡和煽情之间的分寸。
她的手在我脸上一摸，我再也不愿意送她回到那户人家去了。背起凤霞就往回走，凤霞的小胳膊勾住我的脖子，走了一段她突然紧紧抱住了我，她知道我是带她回家了。
《活着》就是由几十个这样用故事抒情的细节连贯而成。
回到家里，家珍看到我们怔住了，我说：“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
可见在中国人的宗教里，“活着”从来不是个人选择，而是一家人的事。
小说里写儿子有庆的鞋，可以单独成一短篇。有庆10岁光景，又要割草喂羊，又要赶上学，每天来回几十里，他的鞋底很快穿了。福贵骂他：你这是穿的还是啃的？孩子不敢哭，以后走路，鞋就套在脖子上，光脚丫跑，到了学校里或者回到家才穿鞋——这样无意当中练就了快跑能力，后来在学校体育课大出风头，再后来又抢着去输血……《活着》就是连环祸福，世事难料。
小说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人民公社来了。五亩地归公，乡亲们都吃共产主义食堂。这时候余华其实还没出生，当然还是要靠第二、第三手材料来想象“大跃进”。但《活着》这时主要和《李顺大造屋》《剪辑错了的故事》等“新时期主流”同步。但是没有《古船》那么夸张，因为叙事要保持福贵的麻木、无知状态。高晓声写到万亩地、土高炉，有段非常精彩的议论：“后来是没有本钱再玩下去了，才回过头来重新搞社会主义。自家人拆烂污，说多了也没意思。”②可是在余华（或者说福贵）这里，只有事实表象，没有政治议论，只有荒诞细节，没有复杂背景。
小说写大家牲口都入社，之后牲口常常挨饿。儿子有庆偷偷割草，半夜去喂他以前养的两只羊。福贵就骂他：“这羊早归了公社，管你屁事。”有庆还找机会去抱抱那两只羊。
公社要建煮钢铁的炉子——余华不用“大炼钢铁”之类的话语，就用农民的语气“煮”，不是煮豆腐，是煮钢铁。村里人找了一个放汽油的桶，还问煮的时候要不要加水。所有事情都是队长指挥，大家听话，都不觉得队长有错。队长听上面的话。小说里没有一点对队长或者上面怀疑的意思，队长做了很多蠢事，但一点都不像坏人。小说描写1950年代，只写现象不找背景，只列细节不寻原因——《活着》的故事很苦，至今可以畅销。
“大跃进”期间，任劳任怨的家珍得了软骨病。“看着家珍瘦得都没肉的脸，我想她嫁给我后没过上一天好日子。”这时乡亲们庆祝钢铁煮出来了。“队长拍拍我的肩膀说：‘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全部打到台湾去，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家的羊棚里。’”可见羊棚很重要。但是公社食堂最后一餐，把村里的羊全给宰了吃了。有庆像掉了魂一样。福贵后来就给儿子买了一个羊羔——当然，“大跃进”以后才能买的。有庆就非常高兴，在学校里跑步又跑第一名。
没过多久，饥饿的浪潮来了，小说悄悄地转入第四个历史时期——“三年自然灾害”。“自然灾害”里边多少天灾，多少人祸，这不是《活着》要回答的问题。“那一年，稻子还没黄的时候，稻穗青青的刚长出来，就下起了没完没了的雨，下了差不多有一个来月，中间虽说天气晴朗过，没出两天又阴了，又下上了雨。我们是看着水在田里积起来，雨水往上长，稻子就往下垂，到头来一大片一大片的稻子全淹没到了水里。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哭了，都说：‘往后的日了怎么过呀？’”“自然灾害”后等国家救济。“队长去了三次公社，一次县里，他什么都没拿回来，只是带回来几句话：‘大伙放心吧，县长说了，只要他不饿死，大伙也都饿不死。’”
但几个月以后，再节省，存粮都快完了，福贵、家珍就商量要卖羊换米，可是羊已经被有庆喂得肥肥的，像宝贝一样。福贵很艰难地跟儿子说这事，“有庆点点头，有庆是长大了，他比过去懂事多了”。但是有庆有个要求，“爹，你别把它卖给宰羊的好吗？”明知不可能，福贵还是先答应了。
卖羊的路上，父子同行，这又可以成为一个短篇，令人想起《生死场》里王婆卖马——二三十年过去了，农民还是一样，忙着生，忙着死。从煮钢铁、父子卖羊起，《活着》就越来越回归五四的人生主题，“人”首先是要“生”，要“活着”。
换了几十斤小米，不到三个月又吃完了，之后就挖野菜。挖地瓜时，福贵跟王四打架，差点出人命。人为了一个地瓜，能冒着死的风险。山穷水尽时，还是家珍好，已经生病了，但硬撑着进城，从父母口中挖出一些小米，放在胸口带回来。但是一煮粥，烟囱冒烟，村民都看见，饿极了的队长也上来要分上一口。
从人民公社到“自然灾害”，农民无穷无尽地受苦，但是小说里没有一个坏人——多厄运，少恶行。
四
《活着》的特点不仅是多厄运，少恶行，而且多美德，少英雄。
余华早期写《现实一种》，解剖人性之恶十分残酷。但实际上，余华又是同辈作家当中最擅长写老百姓的善良美德的。福贵的妻子家珍就是一个百分百的好人，传统道德的当代样板，几乎令人相信这样的好人真的可以存在。
小说开始时，她跪求败家子戒赌，被打耳光也不怨恨，既是女人的常态，也是圣人的境界。之后丈夫被抓了壮丁，几年内她独自带大儿女，多少艰辛。后来女儿聋哑被人欺，儿子养羊又归公。一会儿煮钢铁，一会儿挖野菜。就像福贵自己说过的，她本来也是富家女，嫁了男人以后，没有一天好日子，可是从来不抱怨。到“三年自然灾害”，家珍病倒了，但还要去挣工分，到娘家去求救，最后摔倒，起不来了。福贵说：“家珍算是硬的，到了那种时候也不叫一声苦。”
她还要把自己的衣服拆了，给儿女做衣服，说：“我是不会穿它们了，可不能跟着我糟蹋了。”衣服没有做成，连针都拿不起了，家珍又说：“我死后不要用麻袋包我，麻袋上都是死结，我到了阴间解不开，拿一块干净的布就行了，埋掉前替我洗洗身子。”
在《活着》这本小说里，在家珍身上，读者几乎找不到缺点。照理说，这样写人物，不大能够令人信服。余华，或者说福贵，用很多世事难料的细节，一波接一波，完全出乎读者期待。
某天有庆学校的校长，她是县长的女人，生孩子大出血，教师就集中学生在操场上要他们去献血。学生们很踊跃，跑去医院。有庆跑第一，但老师说他不遵守纪律，不让他献血。但是其他同学血型不对，有庆又乖乖地认错，所以就被允许抽血。“抽一点血就抽一点，医院里的人为了救县长女人的命，一抽上我儿子的血就不停了。抽着抽着有庆的脸就白了，他还硬挺着不说，后来连嘴唇也白了，他才哆嗦着说：‘我头晕。’抽血的人对他说：‘抽血都头晕。结果有庆脑袋一歪摔在地上，医生才发现心跳都没了。”
大概是多年后的回述，老汉也没有多少感慨用语，只说他到医院，找来找去总算找到一个医生，问清了名字，医生说：你有几个儿子？然后说：“你为什么只生一个儿子？”不仅老婆家珍，儿子有庆也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善良至极的人物。
福贵昏过去了，醒来再找医生算账，被人阻止。《活着》一直只述厄运，不查原因，只见苦难，不见恶人，这时突然出现一个坑害百姓的符号——县长和县长女人。干群矛盾突出了，是不是需要问责了？不会。
原来，福贵怒火朝天找到了县长，发现县长就是当年一起在战壕里的国民党兵小战士春生——于是，本来可能激化的百姓和政府的矛盾（官民冲突）马上又淡化了。
同样的矛盾在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里，点到要害：靠了这些民众支持打下江山，今天不让老百姓吃饭，你们（我们）到底是面对着谁而革命？但余华是不会这样提问题的。
既然是当年共生死的战友，小说马上写他们回忆往事：“说着我们两个人都笑了，笑着笑着我想起了死去的儿子，我抹着眼睛又哭了，春生的手放到我肩上，我说：‘春生，我儿子死了，我只有一个儿子。’春生叹口气说：‘怎么会是你的儿子？’”
这个潜台词很奇怪，要不是你的儿子，事情就不严重吗？
福贵说：“春生，你欠了我一条命，你下辈子再还给我吧。”
这类细节，一个连一个，多而且惨。叙事节奏推进很快，所以人物性格虽然刻画得不太完美，人们还是很容易被感动。
接下来福贵背着儿子尸体回村，埋在父母坟头。他想瞒家珍，但瞒不了。所以就背着老婆去上坟。回家的路上，家珍哭着说：“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来了。”孩子之前不穿鞋子跑步。福贵说：“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有次请余华来岭南大学演讲，特别解释最后这句话。把月光写成“像是洒满了盐”，作家颇费心思，反复推敲。怎么让一个农民在这样极度悲伤的情况下看月亮呢？古今中外，写月光千万种，说是像盐，真是特别——要写出农民心理，又要让作家抒情。
《活着》的情节框架就是一连串世事难料：赌输家产，逃过了土改；壮丁难友，却做了县长；儿子跑步献血，丢了性命；老婆病入膏肓，却突然有了好转。
五
接下来就是聋哑女儿凤霞的故事了。
女儿大了，羡慕人家婚嫁恋爱。队长介绍了一个偏头万二喜。初次上门也不多看凤霞，也不讲其他婚嫁条件，只在福贵家里的屋前屋后转，然后就走了。福贵以为这男人嫌弃他家穷，不料过几天，二喜带了一帮伙计上门，直接帮福贵家修屋顶，刷墙，整家具，还带来了猪头、白酒。
虽说高尚的爱情不应该物质化，但中国故事里也有马缨花拿馍馍表达爱意，芙蓉姐用米豆腐关心男人。像二喜这种话不多说（反正凤霞聋哑）直接就帮女家修房子，也是一种求婚方式，令人感动。
他问：“爹，娘，我什么时候把凤霞娶过去？”
福贵只有一个要求：“凤霞命苦，你娶凤霞那天多叫些人来，热闹热闹，也好叫村里人看看。”
史铁生、路遥写乡土婚俗都是同情或批判，到余华笔下却变得无比浪漫。办事那天，来了很多人，又派烟，又送糖，土里土气，敲锣打鼓。就在乡村农民挣扎活着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小说进入了第五个阶段。“文革”和乡下人有什么关系？“城里的文化大革命是越闹越凶，满街都是大字报……连凤霞、二喜他们屋门上都贴了标语，屋里脸盆什么的也印上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凤霞他们的枕巾上印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床单上的字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二喜和凤霞每天都睡在毛主席的话上面。
枕头上是“斗争”，床单上是“大风大浪”，男女两人睡在话上面。“话”当然有别的意思，不知道作家是有意还是无心。
村里来了红卫兵，十六七岁，先找地主，大家看着福贵，把他吓得两腿哆嗦。结果队长说了：地主早就毙了，富农前两年也死了。那怎么办？找走资派。走资派是谁？就是队长，就抓队长，村民也不敢救。福贵进城，看到了县长春生被人批斗，挂了牌，任人踢打。有天晚上，春生逃到福贵家，跟福贵说他不想活了。家珍之前不原谅春生，不让他进门——因为儿子为春生女人抽血才死。但这时她也和福贵一起讲了很多要“活着”的理由：“死人都还想活过来，你一个大活人可不能去死。”“你的命是爹娘给的，你不要命了也得先去问问他们。”“你走南闯北打了那么多仗，你活下来容易吗？”“你还欠我们一条命，你就拿自己的命来还吧。”“春生，你要答应我活着。”
余华坚持用一个不懂政治的农民角度来写“文革”之乱，《活着》的细节远不如《古船》《玫瑰门》那么血腥，反而像王蒙的《蝴蝶》，或韦君宜、茹志鹃一样，借干部落难的机会来缓和干群矛盾、调整官民关系。
答应了福贵这么多“活着”的请求，县长春生不久还是自杀了。小说对“好死不如赖活”的主题有申张也有怀疑。在象征意义上，也意味着干群矛盾、官民关系，即使有“文革”这样的教训，也未必能够修复调和。
对福贵一家来说，世事继续难料。凤霞怀孕了，全家兴奋流泪，但到医院生产时，医生问：要大还是要小？女婿说要保凤霞。结果却是凤霞难产死去。凤霞死去三个月以后，家珍也病死了。
小说写“文革”结束包产到户反而轻描淡写。对老人来说，做社员还可以偷懒，单干了好像更累了。留下的孩子叫苦根，跟他爹二喜形影不离。但是苦根四岁时，二喜工伤，被两大块水泥板夹死。
余下来，就只有福贵带着小外孙，老人、小孩形影不离，还有很多可爱的细节。可是作家写到这里还不停手，某天小孩病了，老人关心，煮了很多新鲜豆子，小孩吃多了，撑死了。
从福贵的父亲、龙二到有庆，再到凤霞、春生、家珍，再到二喜、苦根，福贵眼看着跟他生命有关系的人七八个先后死去。“八死一生”，老人最后买了一头牛，孤苦伶仃地“活着”。
六
现在来回顾一下：这部小说为什么持久畅销？《活着》到底怎么样简化缩写了当代文学几十部作品中的中国故事？而《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活着》的情节，第一个特点是多厄运，少恶人。小说的确写了一个家庭经历了内战、土改、“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和包产到户各个历史阶段，他一家人受的苦难，大概比任何一本小说都还要多。但是作家并不特别强调这些苦难的社会背景，也没有突出的坏人恶行。多荒诞，少议论，多细节，少分析，多流泪，少问责。所以苦难等同于厄运，好像充满偶然性。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苦难就和社会、政治、历史的背景拉开了距离。
第二个特点是赞美德，无英雄。像家珍、有庆、凤霞，甚至苦根，福贵身边的家人、穷人，全都是道德完美，善良无瑕，厄运不断，仍然心灵美。大量动人细节、语言尺寸的把握，叙事节奏一气呵成。他们道德高尚，但是身份平凡，命如野草，他们不想，也做不了英雄。
所以说到底，余华的《活着》最受欢迎的关键两点，就是“很苦很善良”。“很苦”，是记忆积累，又是宣泄需求。“很善良”，是道德信念，又是安全策略。至少在1980年代以后的文学中（甚至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苦难”是个取之不尽的故事源泉，“善良”也是作家、读者和体制“用之不竭”的道德共享空间。对苦难的共鸣，使国人几乎忘却了主角地主儿子的身份。对美德的期盼，使得小说里的心灵美形象，好象也不虚假。虽然没有谁家里会真的有那么多亲人连续遭厄运，但是谁的家里在这几十年风雨中，都可能会经受各种各样的灾祸病难？谁都需要咬咬牙，抓住亲人的手活着。
模拟农民的角度看共和国史，虽然无数灾祸、很多危难，但是家人没有背叛，道德没有崩溃。凡是人民自觉而且持久喜欢的作品，总有其正能量。
从艺术上来讲，《活着》是对很多其他小说的成功缩写。“成功”是令人羡慕的，“缩写”又总是令人不满，之后余华也想过更复杂地描写厄运和美德。在长篇《兄弟》里，兄长坚持美德善良，弟弟展现物欲人性，不过细节和语言都不如《活着》这么清洁节制。《第七天》则有点困惑于网络比小说更现实，新闻比文学更荒诞。
余华是一个专业小说家，有比较超然冷静的相对主义视野，又有相当广泛的社会、政治，甚至经济兴趣。期待他还会写出令人吃惊的小说，进一步分析厄运与美德的历史关系，在艺术上超过他的《活着》。
注释：
①余华：《活着》，《收获》1992年第6期。以下小说引文同。
②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雨花》1979年第7期。
本文来源：许子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