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受视角论余华客观叙述的文体特征
李斌 曲光楠
摘 要：现今学界一般对于余华叙述策略研究的切入，均从原有学科经典角度去努力挖掘其创作的历史价值。这种学科处理立场，对于经典构成一方面可以起到最大限度的现场还原作用，另一方面却也使得学界部分忽略了接受群体本体认知的反应作用。余华在其创作过程中始终坚持“为内心写作”，内心让他真正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现实世界。这种“内心叙述”使其叙述成为一种真实的生命体验。这种个性化的反映现实的叙述方式让接受群从他作品文本中深深地感觉到一种极力突显世界本真的强烈愿望，进而对余华小说文本中的“死亡情结”、“苦难情结”的冷漠叙述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其文本冷漠叙述的背后是在积极地与接受主体的经验世界相沟通，其冷漠叙述所折射出的是更为客观的朴素、真实的自然性文体特征，这种冷静客观真实的文本叙述给予接收群体极大的震撼力与审美感受。
关键词：余华;接受视角;《许三观卖血记》
如果从历史认知的思维场域反省所谓“民族本体认知”，那么从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晚期，一种属于这种叙述语境的创作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当时余华是这一叙述潮流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作家。在其取得畅销流行的同时，学界对其作品出现了迥异的认知立场。有学者认为余华作品对灰色面的描写过于繁多，完全脱离了文学的积极层面，是对真、善、美等美好层面抒写的缺失，但更多的评论家认为他可能是中国元小说或者后现代创作的最佳典型。由此视角看，我们会发现这种学术立场分歧的产生，没有得到较为客观的梳理，如果从接受美学存在立场对其作品深入分析，应该能得到相异的整理。
“浓烈恣肆的暴露和渲染苦难，使余华成为8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界一位极具诱惑力也非常令人困惑的作家。”〔1〕通常认为，余华叙述的是一个没有血肉没有温情的冰冷世界，只有单调的骨骼组合，这是一个荒谬、夸张、疯狂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理智与思考，一切都是混沌不明，到处都是分裂与异化，一切都是阴差阳错地呈现一种荒诞的错乱，是一个不可知、不可控和无法寄托的世界，这里没有真正的自由与真正的生存目的。有学者认为其作品中死亡是绵亘而又复沓无限的主题，“他更以施暴与被虐的狂喜消解、亵渎着作为经典文化符码的生之尊严与死之神圣。〔2〕进入余华的叙述世界，不难看出“死亡”这个词语在其文本主题中的地位，但这仅仅是其论述的一个表层。如果批评界对余华的诠释仅仅存在于以上层面的话，显然对余华的作品乃至余华是不公平的。
余华作品的成功，归根结底在于其独树一帜的创作体系，其叙述能极大地吸引读者的深层原因是来自他叙述的朴素与真实，并不是刻意的荒诞与错乱。读者群在余华的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看似作者随意的记述，都源于他从小在江南小镇生活的情愫，那是真正意义上的超凡与洒脱，也是描绘作者无掩饰的灵魂。正如余华自述所说的“我找到了那种无所羁绊的叙事和天马行空的想象，找到了那种‘大盗’的精彩感觉。”〔2〕有学者认为余华前期的作品从叙述策略上看，比较注重技术性，往往都是用一种强悍的语言去表述那些人性的暴力、罪恶、丑陋的紧张情节，并动用一种冷静的话语，血腥气很浓。而后期的作品虽然内涵中还保留了那些东西，像人性的卑微，命运的绝望之类，但他却改用了一种体恤性很强的语言来表述，有一种很温暖的东西在里面，这种温暖的感受是很准确的。余华后期的文本是为我们换了一种口味去品评生活。正是这种新的口味让我们读出了余华文本的成长，这种成长让接受群体感到了欣慰，也正是因为这种成长才使余华文本显得更为朴素与真实。如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精细地描写道:
许三观说“我就给三乐做一个红烧肉。肉，有肥有瘦，红烧肉的话，最好肥瘦各一半，而且还要带上肉皮，我先把肉切成一片一片的，有手指那么粗，半个手掌那么大，我给三乐切三片……”
“我先把四片肉放在水里煮一会，煮熟就行，不能煮老了，煮熟后拿起来晾干，晾干以后放到油锅里炸，再放上酱油，放上一点五香，放上一点黄酒，再放上水，就用文火慢慢的炖，炖上两个小时，水差不多炖干时，红烧肉就做成了……”［3］
许三观一家在饥饿中“用嘴炒菜”这一看似朴素的场景描写，完全让读者忘记了那个饥饿的时代，乃至有学者提出了这是作家在叙述生存群体艰难过程中，另类的对于“苦难”的重新渲染，从幽默中可以感到作者的冷漠与温情复杂的并存。在作者将这种真实与朴素的“苦难”进行袒露的中间，会造成一种独特的效果，即使得接受群体认为，这种独特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余华在高高在上的冷漠叙述中，保留了一丝温情的关怀。而这种朴素与真实也让读者洞察到了余华文本的震撼力，见识到了其叙述事件的不绕不弯，人物的一言一行中都体现出十分罕见的精确，读后像被刀片划过肌肤一般，给予读者极大的感官刺激，让人战栗不已，不得不为叙述的独特性所折服，这是读者在以往的阅读过程里很难找寻到的体验，因为这种叙述本身也是一种个性化很强的东西，而这种个性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余华自我的突显。余华多次强调一个真正的作家永远“为内心写作”［4］，内心让他真正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现实世界。余华认为“从自身中解放内心，而解放内心就是世界的透明。从自己解放了自己才能照见宇宙中的真实。”［5］这种反映现实的写作方式让接受群从他作品文本中深深地感觉到余华极力突显世界本真的强烈愿望。显然，对“内心叙述”的追求，使叙述也成为一种真实的生命体验。斯坦利·费史就曾说过“文学就在感受中，文学就在读者之中”［6］。我们从余华作品中可以清晰地洞见其叙事的智慧、信念、真诚及其精神品质，也使对余华的阅读与理解上升到一个新视界。正是如此不同的经验方式表达出来的朴素真实的叙事情感，同样积极地与接受主体的经验世界相沟通。这就是余华之所以被日益广泛地发现和承认，被读者在感受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和接受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正是这一叙述动因的支撑，促使余华创作在思维认知体系构建期间，成全了余华精神世界的话语启示行为。达成了所谓读者世界与余华的交流意义。由此接洽了批评群体对余华叙述行为立场的深层次评价，形成了主流批评话语共识性行为的一致认定。
除了上述行为的客观认定，真正让接受群体感兴趣的还有余华对音乐有着非常准确、非常独到的体验，这种体验直接促成了作家在文本创作过程中诸多行为的实现，并极具震撼力。事实上这种行为也可以直接在作家本人的表述中找到证据。余华曾认为:“是生活给了我音乐。”［2］如果以此判断成立，再次进入其文本叙述，研究者可以发现，音乐的节奏影响了余华的文本创作。在余华的作品中叙述的节奏感是不断往返和重复、起伏和回落、紧张和舒展的，这一切都显得非常的单纯、自然、轻逸。读者在其作品中都或多或少的读出了这种音乐的力量，有时其行文的叙事速度如鲁迅笔下的作品一样，“其叙述非常的快，迅速，同时也存在于阅读之中，你能够一下子就进入了，感到就像一把匕首插进来，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什么磨磨刀啊，晃一晃啊，吓唬吓唬啊，说一些废话，没那么多，直接就进来了。”［2］有时，余华的叙述又很平和，他叙述时的心态仿佛是静无波澜的湖面，涓细之流只有在一角的缺口边静谧的流淌，在这里读者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接受者，反而成为故事的听众，去努力和作家的创作氛围接近，读者会随着故事的延续而延续他们的情感，读者的喜怒哀乐与作品中的人物息息相关，遇到的酸楚、悲凉、无助、无望、绝望、迷茫一点也不会因为是文本与读者的关系而遥远。
读者看余华似乎在故意轻慢“叙述”，但这种朴素简约的文本却天籁般具有自然的韵律和节奏，而这单纯的笔触常常是最有魅力的，它不仅能有效地集中我们的注意力，也使我们不会在其叙述里迷失方向，同时对其文本情感升华也起到了重大作用，他这种看似无为而有为所带来的魅力更值得接受群体珍视。这些叙事特点在文本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从《许三观卖血记》的整个故事结构来看，它是非常简单的，在这样非常简单的故事里面，却通过这种节奏的不断重复，一次次地显得不一样。许三观十二次“卖血”是重复的，但这种重复是一种有变化的重复。读者在看许三观每一次卖血事件中喝水，见血头，吃炒猪肝，喝二两黄酒的情节的不厌其烦的重复时，感到这不仅是一次次弹奏，渲染同一支生命悲曲，更是对赋予它新情感内涵的再一次的深层剖析。研究者更多感受到的是文本的抒情性旋律和情感节奏的凸显，同时感叹着余华这种叙述视角的独特。这种独特使得我们发现，余华似乎偏爱“等述”的驾驭策略，这一行为使得前者进行文本叙述时，力求形成时间的连续性与情节画面的逼真性，从表现人物出发，余华往往在特定时间、空间的活动期间，构成了一种真实的叙述场面。进而催动了文本编织的客观效果的发生。正如余华在自述时所交代的:“……是对长度的迷恋，一条道路，一条河流，一条雨后的彩虹，一个绵延不绝的回忆，一首有始无终的民歌，一个人的一生。”［7］可以想见，这种叙述立场所呈现的上述种种特征，使得余华创作沿着其小说叙述主体的情节布局去展示真实，作者这种乍看起来封闭的个人世界才使得接受群体加大了自我阅读选择上的艰难，而由此当余华的叙事企图表达对世界解释的同时，确实增加了其艺术理想的实现途径。因此，在当年所引发不同层面的接受者真实感到作家对于世界本质认知的恐怖，同时文本叙述中的死亡与鲜血的客观存在形态也为当时的先锋作家提供了存在范本。这种死亡元叙述立场对于当时中国内地的文学格局产生了极大促动，构成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史上一道诡谲却又不失亮丽的风景。
在文学史叙述中，通常强调先锋思潮的有序性、前瞻性、组织性。这种文学史构建的系统思路，固然可以促成文学史本身的完整，但更多的事实是在先锋运动的行进间，很多作家本身创作具有“独立”性质，并不存在这种过分积极迎合文学思潮的行为。余华前期的作品具有一种特异的独立感。在他的作品叙述中，余华力图嘲弄传统的文学规范，他是如此执迷于复杂的叙述实验，给读者制造繁难的障碍，具有对于鲜血、暴力、死亡、恐惧多重文本解读的迷恋行为，这种叙述习惯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余华叙述立场的冷漠。从文字的叙述效果而言，的确能够将读者放置于叙述者穿插表达到的叙述意图里。这种叙述意图应该具体表现为：努力制造读者阅读世界的怪异、疯狂，期间作者将自身对世界的理解充分肢解化，大量追述世界构成的所谓本质。间接证明“作品世界”所在叙述体制的不合理，借以使读者理解这种中国人生存的艰难，期间的冷漠叙述就如同上帝的观察一样，客观而又清晰，仿佛在其叙述导引间给予读者一种“作者类乎神的指引”的客观展示。只有从这种文学视角进入余华的视野，我们才会真正对余华给先锋文学的支持以清晰的书写。
实际上作家这种创作阶段的延续仅仅坚持了五年，之前迷恋于文字叙述的实验，虽然一段时间内造成了读者阅读的陌生感与阅读刺激，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却注定会形成读者厌倦，余华首先做出放弃的反省，这可以将《活着》作为余华创作转型的标志。这种介于纯文学写作行为与商业行为兼而有之的回归现实主义写作的出现，其变化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创作立场的驱使，另一方面是写作这种行为，始终受制于读者阅读视野。在完成与先锋叙述的断裂中，仍然企图坚持其旧有的文本叙述习惯，这种叙述习惯仍然与其旧有创作意图相关联，坚持所谓世界生存的艰难，去证明社会历史形成过程中个体存在与体制之间的历史行为的客观冲突，而其表象意识仍然贯穿着“苦难”这个词语。这就类似于海明威永远与“战争”结缘去理解西方历史一样，“苦难”似乎也与余华有着不解之缘，所不同的是，他仍然坚持不使用我们今天熟悉的一套语言系统去张扬、传达、转译和诠释他所感受的那种苦难情感，因为我们意识不到语言的运用，在对余华文本里关于苦难的综述中，读者群沉浸在余华各种文本有关“苦难”的叙述环境，进而造成读者的紧张，透过苦难而无能为力的感觉时时存在，是余华企图形成读者阅读所产生悲剧效果的有利动因。正如《余华研究资料》中所写道的:“我们能说的和能够做的，只能是面对苦难，不说不做，像余华小说中的人物那样，一遍又一遍亲尝苦难的人生，经历难逃的劫数。余华确实给世纪末中国文学的苦难之解悟带来了某种独特的可能性。”〔2〕以至于有学者称“余华的文本是关于中国历史的文本，也是关于历史死亡的文本。
由此看来，从文本技术层面进入，或者有着余华文本层面探讨的积极存在意义。但如果从接受立场出发去接近余华，就必然要考虑读者的视野，正如巴特所认为的“批评是积极地为文本创造一种意义，而不是被动地理解作品的意义。”〔6〕从这个视角进入，如果以一种客观审慎的态度去链接读者与作家的双重视野，我们就必须将读者作为一个独立的、与作家平等的多层面思维客体进行对待，这种关乎创作与接受的双重选择自然会使得作家形成创作上的客观制约。正如余华所说“你是一个读者，其实我也是一个读者，我一边写一边读，无非是我读得比你细一点，或者我比你读得早一点。”〔2〕在此基点上利用读者这一特殊视角考察，可以更为真实地审视余华，借以完成对作家的真正现场还原的思路。正如余华所说：“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正在变得平易近人，正在逐渐地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不知道是时代在变化，还是人在变化，我现在更喜欢活生生的事实和活生生的情感，我认为文学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它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并且将这样的情感彻底地表达出来。文学不是实验，应该是理解和探索，它在形式上探索不是为了形式自身的创新或者其他的标榜之词，而是为了真正地深入人心，将人的内心表达出来，而不是为了表达内分泌。”〔9〕余华作为立场发生转变的行为发出者，在其后的创作中，虽然力图还原现实主义叙述立场的行为，但真正让接受群体记住的仍然是其对于世界的“死亡思考”，在其叙述方式里我们仍然看到的是余华对于“苦难”的客观真实的展示和理解，这种作家创作思维上的连续性，保留了作家对于国人生存现实的必然专注，而其对现实主义的回归实现，无疑推动了余华创作视野的进一步扩大。
参考文献
［1］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J］．北京:文学评论，1994，( 3): 191.
［2］洪治纲．余华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3］余华．余华作品集［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65.
［4］余华．活着·前言［M］．上海:南海出版公司，1998.
［5］汪晖．我能否相信自己·序［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6］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7］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中文版序［M］．上海:南海出版公司，1998.
［8］戴锦华．裂谷的另一侧畔———初读余华［J］．北京文学，1989，( 7)
［9］余华．我的写作经历［M］．上海:南海出版公司，2002: 149.
本文来源：《学术交流》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