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父亲”始终是一个有着极高地位、带有神圣光环、不容亵渎的形象，是权力与秩序的象征，是子辈获取生命辉煌和精神曙光的渊源。卡夫卡对余华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拓宽了余华的视野，使得他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父亲形象是两位作家笔下极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二者作品中的这一形象不乏相似之处，同时由于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社会背景，这一形象又有很大的差异性。
关键词：父亲；余华；卡夫卡；权威；反叛
在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父亲”始终是一个有着极高地位、带有神圣光环、不容亵渎的形象，是权力与秩序的象征，是子辈获取生命辉煌和精神曙光的渊源。文学更是赋予“父亲”以历史内涵，并在现实意义上放大了他的形象。植根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文学作品中产生了很多让人记忆深刻的父亲形象。
我们知道，余华的创作之路，离不开卡夫卡的影响，他曾说：“在我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解放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1］在卡夫卡作品里，我们总能看到或感觉到一位父亲形象的存在。所以卡夫卡跟马克斯·勃洛德说：他想“给自己的全部作品题名为‘逃出父亲的范围的愿望’”。［2］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余华，其作品中的“父亲”更加具有本国特色。下面我们来比较两位作家笔下的“父亲”形象。
一、对父亲的“屈从”
卡夫卡把自己的作品说成是为父亲而创作的，他曾经写道，“写作是一种祈祷”，那么父亲则作为上帝的形象存在。在卡夫卡看来，父亲是一种神祗，既可敬又可畏，既不能企及又无法逃避。父亲的权威地位，在他的作品中显露无疑，如《判决》《变形记》等。《判决》是通过主人公格奥尔格的视角展开叙述的。通过他的视角，我们看到，天性惧父的格奥尔格无法“真正按自己的主意行事”，直到两年前母亲去世，父亲因心理遭受打击而萎靡不振，格奥尔格才得以接手生意，并很快使商行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一个月前，他又同一位富家小姐订了婚，家庭事业的前景一片辉煌。然而内心的“惧父”阴影一直困扰着他，为了摆脱父亲，最佳方式莫过于“弑父”。虽然他已有了“弑父”的念头，但心理本能地仍在“惧父”，即使在他下定决心杀死父亲时，走进房间看到父亲后，第一反应还是：“我的父亲仍然是一个魁梧的人。”所以当父亲最后说：“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格奥尔格没有任何反抗，顺从地执行了。在那个时刻，父亲的“判决”就是上帝的命令，其权威性不容质疑。
在余华前期作品中频频出现的“父亲”，无论以何种面貌出现，他的地位永远是权力的操控者、秩序的核心，任何人都不能游离于父亲的权力意志之外而成为“局外人”，如《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等。《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我”和《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他们的第一次出门远行，都不是自己对外界的渴望和冲动：“我”的出门是父亲整理好背包，告诉“我”，“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我”没有任何反抗遵循了父亲的意志；阮海阔则是遵从了父亲的遗嘱，在江湖中寻找杀父仇人，同样是顺从了父亲的权威意志。余华通过这些形象，揭示了“父权”的绝对地位。
卡夫卡和余华作品中关于父亲权威地位的描写，和作家的成长经历、性格有很大关系。父亲给卡夫卡造成的心理阴影，伴随和笼罩了他后来的生活和所有创作。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如果我着手做一件你不喜欢的事情，你就威胁我说，这件事情注定要失败的。你的想法是如此地颠扑不破，以致事情真的如你所说，无可避免地失败了……这样一来，我办事就失去了信心。”［3］一方面他不满父亲的粗暴，刚愎自用；另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则是他对父亲的敬畏，他对父亲有一种巨大的恐惧感，而这种恐惧感与他对父亲的赞赏羡慕是分不开的。
通过对余华自传性文字的阅读，我们发现，在他的童年时期来自父亲的温情尤其少，而且在童年的记忆中，父亲经常扮演“惩罚者”的角色。当余华兄弟犯错误的时候：“父亲用扫把将我们的屁股揍得像天上的彩虹一样五颜六色，使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法在椅子上坐下来。”［4］还有一次余华为了逃避惩罚和做家务，就谎称自己肚子疼，结果被父亲误认为是阑尾炎，从而遭受了一场手术，失去了阑尾。这一系列的事件淤积在他的记忆里，于是落下了缺少安乐温情的伤痕，也造成他对父亲的误读。
二、对父亲的“反叛”
不管是作为上帝还是封建大家长形象存在的“父亲”，都是一座无法推翻的“大山”。有压迫就有反抗，在父权的压制和权威下，两位作者都作出了“反抗”。
卡夫卡的反叛，在作品中体现为“弑父”“变形”。在《判决》中，主人公格奥尔格为了反叛父亲的专制，在极端的压抑下，最终选择杀死父亲。在他的脑海中已经预设好了要除掉年迈无力的父亲：“难道我的婚礼不正是一次用以扫除一切障碍的极好的机会吗？但是，不管怎样，你还是不要考虑的太多，而只是按照你自己的愿望去做吧。”［5］《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因父亲破产而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繁忙枯燥的工作使他身心疲惫，所以他想以“变形”方式从“儿子”所必须承担的苦差事中得到解脱。不管是企图“弑父”还是“变形”反抗，两位主人公最终都没有逃脱父亲的掌控：格奥尔格被父亲判决投河淹死，格里高尔·萨姆沙也同样遭到了父亲的严惩，并被彻底放逐，父亲作为“上帝”形象的存在始终没有离开。
余华对父亲形象的反叛，在作品中主要表现为“无父”“损父”。在其早期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鲜血梅花》中，“父亲”都没有直接出现。这种“无父”状态不正是对父权的反抗吗？然而“无父”并不代表父权的消失，在余华这两部作品中，“父亲”是命令的下达者，主人公都是无条件地接受“父亲”的命令，“父亲”的权威性依然没有改变。在其后的作品中，“父亲”这一形象被作者贬低到近乎病态的程度：他们精神扭曲，冷漠无情，异常残暴。《黄昏里的男孩》中的孙福，在对一个因饥饿而偷东西的男孩施暴时，凶狠地打掉男孩手中的苹果，残暴地扭断了男孩右手的中指。《现实一种》中的“父亲”将这种病态表现到了极致：因为不懂事的皮皮杀死了叔叔的孩子，作为父亲的山峰山岗兄弟开始了疯狂的报仇行动。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的凶残、不择手段、麻木不仁，让我们感到不寒而栗。作者想以贬低“父亲”形象去削弱父亲的权威地位、反抗父权的专制权利，实际上在读者的心里，一方面是对这一形象的厌恶，另一方面则是恐惧与敬畏，这比厌恶来得更加深刻。
卡夫卡短暂的一生都活在强暴的父亲阴影之下：他害怕生活，害怕与人交往，甚至害怕结婚成家，曾三次解除婚约……卡夫卡的反叛力量是微弱的，在他内心深处，对“父亲”的恐惧与敬畏总是占据着他。由于内心的恐惧，作者总是想摆脱父亲的控制，在作品中则表现为杀死父亲、通过“变形”远离父亲、制造父亲不在场等等。然而由于本能的对父亲的敬畏，作品中的“儿子们”在父亲面前最终还是屈服了。
余华这一时期的作品，很明显受到西方哲学和文学的影响。20世纪初，“五四”先驱们就开始对封建文化进行全面审视，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对传统意义上的“父亲”的挑战。从延安文学到文化大革命，“父亲”这个形象在作品中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政治符号。直到20世纪90年代，先锋作家笔下，“父亲”作为“传统”“权威”的象征遭到拒绝和颠覆，余华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就是典型。
三、对父亲的“重建”
在余华的后期作品中，父亲的形象有了很大转变，实现了对父亲形象的救赎。《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是余华重建父亲形象的两个典型文本。长篇小说《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尝尽了生活的种种苦难：从纨绔子弟沦为贫民，从儿女双全到孑身一人，社会更迭，世事变迁，命运一次次地把他推向绝境，不幸与灾难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他的头上，但这一切都没有把他压垮。这位父亲活着并将继续活下去，以自己的方式坚韧地活下去。许三观一生靠不断地卖血来拯救亲人，他以消耗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维系家人的生存，他也是家人活着的依托。许三观的卖血行为，除第一次和第三次是为自己的私欲外，其余九次都是为承担父亲的责任，是以父亲的身份实施的。福贵和许三观等父亲形象的出现，标志着余华重新建构起光辉的父亲形象。这一形象不再是恶与丑的化身，而是善与爱的象征：他们自强而达观，乐观而持重，隐忍而不失尊严；他们用无私的爱为子辈遮风挡雨。这些美德的反复演绎，使父辈的不择手段“争取”而来的绝对权威转向了一种神圣、尊严的地位。
卡夫卡的众多作品中，《城堡》可以说是表现父性仁慈、宽容的唯一一部。尽管《城堡》的主题并不是为了表现“父亲”的神圣地位，但我们可以从中隐约看到一位慈爱的“父亲”。城堡对K，就像对待自己不懂事的孩子，不仅宽容他的胆大妄为，而且还特别关照他：你伪称是土地测量员，我就发文予以承认，还给你配上助手；你想利用弗里达，克里姆就把情妇让给你；你厌烦助手了，我就让他们自动离开……城堡从来没有拒绝过K。从这些，我们可以把城堡看作是一个溺爱孩子的仁慈的“父亲”。这位“父亲”具有极其神秘的色彩，他是命令的下达者，是权力的中心，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诚然，《城堡》是一部复杂的作品，表现更多的是社会现象：权力的压迫、社会的动乱、无力的抗争等等，在这里不做具体分析。
余华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转型是有其社会文化背景的。90年代是传统的总体复归，“中国学人关于自身的国家、民族、个体文化身份，关于回归传统的文化想象和文化情结油然而生，于是80年代的‘西学热’被90年代的‘国学热’所排斥并取代。”［6］传统文化忽然对人们产生了无比强大的吸引力，余华作为一个作家自然也感觉到并逐渐接受了这种传统文化情结。
卡夫卡生活和创作活动的主要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的腐败，奥匈帝国的强暴专制，政治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双重困扰，这一切加深了敏感抑郁的卡夫卡内心的苦闷。卡夫卡还通过这个独特的故事表现了他对家长式的奥匈帝国统治者的不满，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现实生活的荒谬性和非理性。他的作品在渗透着叛逆思想、倔强地表现了不甘放弃希望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宿命论思想。
卡夫卡和余华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作品中的“父亲”形象虽然有相似性，却也各有特色。余华深受中国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阶段文艺思潮的感染，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阐释，其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多姿多彩，褒贬不一。卡夫卡一生短暂，父亲的影响贯穿他的一生，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父亲”形象比较单一，加上他自身阴郁的性格特质，使得他的作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父亲”作为文学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展现了各种复杂多样的形象，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源自《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1］余华．余华作品集(第2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96.
［2］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M］．吴岳添，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67.
［3］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第七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84－187.
［4］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28.
［5］卡夫卡．卡夫卡全集(第五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56.
［6］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3.